王陽明·論元年春王正月

論元年春王正月

　　戊辰

　　聖人之言明白簡實，而學者每求之於艱深隱奧，是以為論愈詳而其意益晦。《春秋》書「元年春王正月」，蓋仲尼作經始筆也。以予觀之，亦何有於可疑？而世儒之為說者，或以為周雖建子而不改月，或以為周改月而不改時；其最為有據而為世所宗者，則以夫子嘗欲行夏之時，此以夏時冠周月，蓋見諸行事之實也。紛紛之論，至不可勝舉，遂使聖人明易簡實之訓，反為千古不決之疑。嗟夫！聖人亦人耳，豈獨其言之有遠於人情乎哉？而儒者以為是聖人之言，而必求之於不可窺測之地，則已過矣。夫聖人之示人無隱，若日月之垂象於天，非有變怪恍惚，有目者之所睹；而及其至也，巧曆有所不能計，精於理者有弗能盡知也，如是而已矣。若世儒之論，是後世任情用智，拂理亂常者之為，而謂聖人為之耶？夫子嘗曰：「吾從周」，又曰：「非天子不議禮，不制度，生乎今之世，反古之道，災及其身者也。」仲尼有聖德無其位，而改周之正朔，是議禮制度自己出矣，其得為「從周」乎？聖人一言，世為天下法，而身自違之，其何以訓天下？夫子患天下之夷狄橫，諸侯強背，不復知有天王也，於是乎作《春秋》以誅僭亂，尊周室，正一王之大法而已。乃首改周之正朔，其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？《春秋》之法，變舊章者必誅，若宣公之稅畝；紊王制者必誅，若鄭莊之歸祊，無王命者必誅，若莒人之入向；是三者之有罪，固猶未至於變易天王正朔之甚也。使魯宣、鄭莊之徒舉是以詰夫子，則將何辭以對？是攘鄰之雞而惡有其為盜，責人之不弟而自毆其兄也。豈《春秋》忠恕，先自治而後治人之意乎？今必泥于行夏之時之一言，而曲為之說，以為是固見諸行事之驗；又引《孟子》「《春秋》天子之事」、「罪我者其惟《春秋》」之言而證之。夫謂「《春秋》為天子之事」者，謂其時天王之法不行於天下，而夫子作是以明之耳。其賞人之功，罰人之罪，誅人之惡，與人之善，蓋亦據事直書，而褒貶自見；若士師之斷獄，辭具而獄成。然夫子猶自嫌于侵史之職，明天子之權，而謂天下後世且將以是而罪我，固未嘗取無罪之人而論斷之曰「吾以明法於天下」，取時王之制而更易之，曰「吾以垂訓于後人」，法未及明，訓未及垂，而已自陷於殺人，比於亂逆之黨矣。此在中世之士，稍知忌憚者所不為，而謂聖人而為此，亦見其陰党於亂逆，誣聖言而助之攻也已！

　　或曰：「子言之則然耳。為是說者，以《伊訓》之書『元祀十有二月』，而證周之不改月；以《史記》之稱『元年冬十月』，而證周之不改時；是亦未為無據也。子之謂周之改月與時也，獨何據乎？」曰：「吾據《春秋》之文也。夫商而改月，則《伊訓》必不書曰『元祀十有二月』；秦而改時，則《史記》必不書曰『元年冬十月』；周不改月與時也，則《春秋》亦必不書曰『春王正月』。《春秋》而書曰『春王正月』，則其改月與時，已何疑焉！況《禮記》稱『正月七月日至』，而前漢《律曆》至武王伐紂之歲，周正月辛卯朔，合辰在鬥前一度；戊午，師度孟津；明日己未冬至；考之《太誓》『十有三年春』、《武成》『一月壬辰』之說，皆足以相為發明，證周之改月與時。而予意直據夫子《春秋》之筆，有不必更援是以為之證者。今舍夫子明白無疑之直筆，而必欲傍引曲據，證之於穿鑿可疑之地而後已，是惑之甚也。」曰「如子之言，則冬可以為春乎？」曰：「何為而不可？陽生於子而極於已午，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。陽生而春，始盡於寅，而猶夏之春也；陰生而秋，始盡于申，而猶夏之秋也。自一陽之複，以極于六陽之乾，而為春夏；自一陰之姤，以極于六陰之坤，而為秋冬。此文王之所演，而周公之所系，武王、周公，其論之審矣。若夫仲尼夏時之論，則以其關於人事者，比之建子為尤切，而非謂其為不可也。啟之征有扈，曰『怠棄三正』，則三正之用，在夏而已然，非始于周而後有矣。」曰：「夏時冠周月，此安定之論，而程子亦嘗雲爾。曾謂程子之賢而不及是也，何哉？」曰：「非謂其知之不及也。程子蓋泥於《論語》『行夏之時』之言，求其說而不得，從而為之辭，蓋推求聖言之過耳。夫《論語》者，夫子議道之書；而《春秋》者，魯國紀事之史。議道自夫子，則不可以不盡；紀事在魯國，則不可以不實；『道並行而不相悖』者也。且周雖建子，而不改時與月，則固夏時矣，而夫子又何以行夏之時雲乎？程子之雲，蓋亦推求聖言之過耳，庸何傷？夫子嘗曰：『君子不以人廢言』，使程子而猶在也，其殆不廢予言矣！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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