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元璋傳第二章紅軍大帥三大元帥、大丞相(3)

三大元帥、大丞相(3)

　　元璋明白讀書的好處，苦於自己讀書不多，許多事說不出道理，以此，很尊敬有學問的讀書人。也明白讀書人能講道理，替人出主意，很可怕；誰對他們客氣，給面子，養得好，吃得飽，就替誰出力做事。這種辦法叫作「養士」，養什麼似乎不大好聽，不過只要養之養之，被養的也就不大在乎了。養士是件好事，而且，你不養，跑到敵人那兒或者被別人養去了，卻會壞事。為了這個，他禁止部下將官和儒士交結，不許別人養士，卻自己來包辦，養所有肯被養的士。並且，還有一個大好處，士多半在地方上有名氣，老百姓怕他也服他，把士養了，老百姓也就大部分跟過來了。費得不多，賺頭極大，真是划算的買賣。因之，每逢新佔領一個地方，必定訪求這地方的讀書人，軟硬都來，羅致在幕府裡做秘書、做顧問、做參謀。徽州的老儒朱升，告訴元璋三句話：「高築牆，廣積糧，緩稱王。」對元璋後來的事業極有影響。〔《明史》卷一三六《朱升傳》。〕

　　從渡江以後，還是遭遇到糧食的困難。幾年來到處戰亂，農村壯丁大部分從軍去了，土地上的勞動力大大缺乏，加上戰爭蹂躪，糧食收成減少。各處軍隊的給養，形式上書押大榜，招安鄉村百姓繳納糧草，叫作寨糧，其實還不是等於搶劫。生產減少，消費量相對增加，百姓餓死多，軍隊更加吃不飽。〔劉辰《國初事蹟》。〕揚州的青衣軍甚至拿人做糧食。〔陶宗儀《輟耕錄》九，《明太祖實錄》卷五。〕在行軍的時候，出征軍士概不支糧，按照元璋軍令：「凡入敵境，聽從稍糧。若攻城而彼抗拒，任從將士檢刮，聽為己物。若降，即令安民，一無所取。如此則人人奮力向前，攻無不取，戰無不勝。」〔劉辰《國初事蹟》。〕稍糧說雅一點是征糧，老實一點呢？搶糧。檢刮這一詞的來源，是同時候苗軍創的。苗軍打仗，靠檢刮供給，檢刮的意思是抄掠，不過比較上分量還重一點，重到刮乾淨不留一點兒的地步。〔陶宗儀《輟耕錄》八。〕

　　這種辦法，不打長遠算盤的時候，倒也方便。局面一開展，計算一下，政權的鞏固靠老百姓服從，要糧要稅都出在老百姓身上，全刮幹了，下次向誰要？而且，把老百姓逼到無路可走，他們也會反抗，不是自找麻煩嗎？常遇春和胡大海都打報告，以為寨糧這辦法要不得。元璋想了又想，要立下一份好基業得另想辦法：與其向老百姓搶，不如自己來生產。古書上有過屯田的例子。龍鳳四年（至正十八年，公元一三五八年）二月以康茂才為都水營田使，專門負責修築河堤，興建水利工程，恢復農田生產，供給軍需；又分派諸將在各處開荒墾地，立下規矩，用生產量的多少來決定賞罰。且耕且戰，幾年工夫就成績顯著，倉庫都滿了，軍食也夠了，才明令禁止徵收寨糧，人民負擔減輕，足食足兵，兩方面全顧到。

　　這年十一月又立管領民兵萬戶府，抽點民間壯丁，編制作民兵，農時則耕，閒時練習戰鬥，作為維持地方安寧的力量，抽出正規軍專門進攻作戰。這樣，把作戰力量和生產力量合而為一，不但加強了戰鬥力，也同樣加強了生產力。這一番作為，說明了為什麼當時群雄都先後失敗，唯獨這個新起的小頭目所以成功的原因。〔《明太祖實錄》卷六。〕

　　外圍的威脅解除，內部的生產有了辦法之後，元璋的眼光立刻轉移到浙東浙西的穀倉。步驟上先取皖南諸縣，鞏固後方基礎，再由徽州進取建德路，改為嚴州府，先頭部隊東達浦江，構成側面包圍婺州的形勢。十二月，元璋親自統率十萬大軍，軍旗上掛著金牌，刻著「奉天都統中華」字樣。攻下婺州，置中書浙東行省。於省門建二大黃旗，上面寫著：「山河奄有中華地，日月重開大宋天。」兩旁立兩個木牌，寫著：「九天日月開黃道，宋國江山複寶圖。」〔俞本《紀事錄》。按劉辰《國初事蹟》作「於南城上豎立大旗，上寫『山河奄有中華地，日月重開大統天』」。大宋作大統。大統無意義，顯然是後來篡改的。〕婺州是兩百多年來的理學中心，號為小鄒魯，經過多年戰亂，學校關門，儒生四散，沒有人講究這一套不急之務。元璋一進城，立刻聘請當地著名學者十三人替他分別講解經書歷史，建立郡學，請學者當五經師和學正訓導，內中最著名的是宋濂。他開始和儒學接觸了，受宋儒的影響了。這一政治上的作為，固然是收拾人心——尤其是讀書人——的最好方法。同時，一個紅軍頭目，宣傳明王出世的明教徒，卻請人講孔孟的經典，在思想上已經開始轉變了，雖然做的是小明王的官，但喊的是複宋的口號。〔《明太祖實錄》六。〕

　　婺州攻克以後，分兵取浙東諸地。龍鳳五年（元至正十九年，公元一三五九年）五月，小明王升元璋為儀同三司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。〔劉辰《國初事蹟》，俞本《紀事錄》。〕八月，元將察罕帖木兒攻陷汴梁，劉福通奉小明王退保安豐。元璋的浙東駐軍先後佔領諸暨和衢州處州，東南被孤立的元朝據點，次第消滅。他的領土遂成為東面北面鄰張士誠，西鄰陳友諒，東南鄰方國珍，南鄰陳友定的局面。四鄰的敵國，比較起來，張士誠最富，陳友諒最強。方國珍、陳友定志在保土割據，並無遠大企圖。因之，元璋在整個軍事計劃裡，又改變重點，採取對東南取守勢，西北線取攻勢的策略。拿張士誠和陳友諒比起來，士誠顧慮多、疑心重，友諒野心大、欲望高；一個保守，一個進取。以此，在東西兩面的攻勢又分先後緩急。對士誠是以守為攻，扼住江陰、常州、長興幾個據點，使士誠不能向西進一步；對友諒則以攻為守，使友諒分兵守衛假定被攻擊的要塞，軍力分散，不能集中運用。

　　第二年正月初一，元璋親自寫一副春聯：「六龍時遇千官覲，五虎功成上將封。」貼在中書行省大門。論官是大宋的丞相，可以代表皇帝任官發令，論軍職是上將，可以便宜征討殺罰，好不得意。〔俞本《紀事錄》。〕

　　浙東雖已大部平定，地方上有名望的幾家豪族，尤其是劉基、葉琛、章溢這幾個名士，原先在元將石抹宜孫幕府裡的，產業大，學問好，計謀多，能號召人，地方上什麼事都得聽這些人的話。元璋在這區域建立了新政權，他們嫌紅軍氣味不對，躲在山裡不肯出來。元璋派代表禮請，也用好話辭謝。處州總制孫炎再使人威逼，不出來怕不得安穩，才勉強於三月間到應天。元璋大喜，大鬧排場，蓋了一所禮賢館，作為賢士的住處。〔《明太祖實錄》卷八，《國初禮賢錄》，《明史》卷一二七《劉基傳》《宋濂傳》《葉琛傳》《章溢傳》。〕這幾個人思想上繼承宋儒的傳統，身份是地主，社會地位是豪紳巨室，而且都曾做過元朝的官，平時對紅軍沒好話，不是罵「妖寇」，便是「紅寇」「紅賊」，〔徐勉《保越錄》，陳基《夷白齋稿·精忠廟碑》，王逢《梧溪集》。〕為了元朝地方政權抵抗不了紅軍，自動辦民兵、建堡寨，保衛身家產業和地方。

　　元璋千方百計逼他們出來，不單是博一個禮賢下士的好名譽，也不單是怕他們和部下將官勾結玩花樣，同時也為了取得他們的幫助後，地方上人民沒了頭腦，自然安定無事，是個擒賊擒王的意思。這些儒生都是遵守禮法慣了的，頭腦也是保守慣了的，和紅軍那一套殺官長，打地主，捧明王，念彌勒佛號的宗教情緒，完全不合調。既然舊主子垮了，扶不起來，無法施展才能，新主子又並不嫌棄，不算舊賬，也就改變主張，利用朱元璋的雄厚軍力，幫助建立新朝代，在新政權下繼續維持幾千年來的傳統秩序和習慣、文化，以貴人役使賤人，富人剝削窮人，有知識的和有武力的結合起來統治不識字的和種田地的人，來保持豪紳巨室們的既得利益。結果，自然而然，和出自明教的諸將，形成地主與貧民、儒生和武將的對立局面。

　　元璋也存心利用豪紳巨室的合作，孔孟儒術的理論粉飾，來建立自己的基業。他在紅軍實力還在，對元朝的強大軍力進攻還得靠紅軍掩護牽制的時候，是小明王的臣下，發命令辦事都用「皇帝聖旨」，開口大宋，閉口聖宋，像煞是宋家的忠臣良將；一到小明王軍力完全被元軍消滅以後，就公開傾向儒生這一邊，開口「妖寇」閉口「妖賊」，好像從來沒有當過「妖寇」「妖賊」似的。談孔說孟，引經據典，自命為恢復舊秩序、保存舊文化的衛道者了。從此以後，他受了這批儒生的影響，思想作風和「大宋」日益疏遠，和儒家日益接近。〔《清華學報》十三卷一期吳晗《明教與大明帝國》。〕

　　一個紅軍小頭目的親兵，十年前還是紅布包頭、穿著戰裙戰襖，手執大刀，聽戰鼓一擂，就得衝鋒砍殺的，如今居然長袍大袖，八字步走路，斯斯文文，滿嘴三皇五帝，四書五經，談今說古，寫對聯，發手令，成為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道統的說教人了。這變化有多大！

學達書庫(xuoda.com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