讀史劄記(12)_吳晗

一二

　　五　《金瓶梅》的社會背景

　　《金瓶梅》是一部現實主義小說，它所寫的是萬曆中年的社會情形。它抓住社會的一角，以批判的筆法，暴露當時新興的結合官僚勢力的商人階級的醜惡生活。透過西門慶的個人生活，由一個破落戶而土豪、鄉紳而官僚的逐步發展，通過西門慶的社會聯繫，吿訴了我們當時封建階級的醜惡面貌，和這個階級的必然沒落。在《金瓶梅》書中，沒有說到那時代的農民生活，但在它描寫市民生活時，卻已充分地吿訴我們那裡農村經濟的衰頹和崩潰的必然前景。當時土地集中的情形，萬曆初年有的大地主擁田到七萬頃，糧至二萬石（張居正《張文忠公集書牘》六《答應天巡撫宋陽山論均糧足民》）。據萬曆六年全國田數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計算，這一個大地主的田數就占全國田數的百分之一。又如皇莊，嘉靖初年達數十所，占地至三萬七千多頃。夏言描寫皇莊破壞農業生產的情形說：

　　皇莊即立，則有管理之太監，有奏帶之旗校，有跟隨之名目，每處動至三四十人。……擅作威福，肆行武斷。……起蓋房屋，架搭橋梁，擅立關隘，出給票帖，私刻關防。凡民間撐架舟車，牧放牛馬，採捕魚蝦、蝥蚌、莞蒲之屬，靡不刮取。而鄰近土地，則展轉移築封堆，包打界至，見畝征銀。本土豪猾之民，投為莊頭，撥置生事，幫助為惡，多方掊克，獲利不貲。輸之宮闈者曾無十之一二，而私入囊橐者蓋不啻十八九矣。是以小民脂膏，吮剝無餘，由是人民逃竄而戶口消耗，裡分減並而糧差愈難。卒致輦轂之上，生理寡遂，閭閻之間，貧苦到首，道路嗟怨，邑裡蕭條。

　　公私莊田，跨莊逾邑，小民恆產，歲朘月削，產業既失，稅糧猶存，徭役苦於並充，糧草苦於重出，饑寒愁苦，日益無聊，輾轉流亡，靡所底止。以致強梁者起而為盜賊，柔善者轉死於溝壑。其巧黠者成投存勢家莊頭家人名目，恣其勢以轉為善良之害，或匿入海戶陵戶勇士校尉等籍，脫免徭役，以重困敦本之人。凡所以蹙民命脈，竭民膏血者，百孔千瘡，不能枚舉。（《桂洲文集》卷十三《奉敕勘報皇莊及功臣國戚田土疏》）

　　雖然說的是嘉靖前期的情況，但是也完全適用于萬曆時代，而且應該肯定萬曆時代的破壞情形只有比嘉靖時代更嚴重。據《明史》景王潞王福王等傳：景恭王於「嘉靖四十年（1562）之國……多請莊田……其他土田湖陂侵入者數萬頃」。潞王「居京邸，王店王莊遍畿內……居藩多請贍田食鹽無不應……田多至四萬頃」。福王之國時，「詔賜莊田四萬頃……中州腴土不足，取山東、湖廣田益之」，尺寸皆奪之民間，「伴讀承奉諸官假履畝為名，乘傳出入，河南北齊楚間所至騷動」。潞王是明穆宗第四子，萬曆十七年之藩；福王是明神宗愛子，萬曆四十二年就藩。三王的王莊多至十數萬頃，加上宮廷直屬的皇莊和外戚功臣的莊田，超經濟的剝削，造成人民逃竄，戶口消耗，道路嗟怨，邑裡蕭條，強梁者起而為「盜賊」，柔善者轉死於溝壑的崩潰局面。

　　除皇莊以外，當時農民還得攤派商稅，如畢自嚴所說山西情形：

　　榷稅一節，病民滋甚。山右僻在西隅，行商寥寥。所有額派稅銀四萬二千五百兩，鋪墊等銀五千七百餘兩，皆分派於各州府。於是鬥粟半菽有稅，沽酒市脂有稅，尺布寸絲有稅，羸特騫衛有稅，既非天降而地出，真是頭會而箕斂。（《石隱園藏稿》卷五《嵩祝陛辭疏》）

　　明末侯朝宗描寫明代後期農民的被剝削情況說：

　　明之百姓，稅加之，兵加之，刑加之，役加之，水旱災祲加之，官吏之漁食加之，豪強之吞併加之，是百姓一而所以加之者七也。於是百姓之富者爭出金錢而入學校，百姓之黠者爭營巢窟而充吏胥，是加者七而因而詭之者二也。即以賦役之一端言之：百姓方苦其窮極而無告而學校則除矣，吏胥則除矣……天下之學校、吏胥漸多而百姓漸少……彼百姓之無可奈何者，不死於溝壑即相率而為盜賊耳，安得而不亂哉！（《壯悔堂文集·正百姓》）

　　農民的生活如此。另一面，由於倭寇的肅清，商業和手工業的發達，海外貿易的擴展，國內市場的擴大，計畝征銀的一條鞭賦稅制度的實行，貨幣地租逐漸發展，高利貸和商業資本更加活躍，農產品商品化的過程加快了。商人階級興起了。從親王勳爵、官僚士大夫都經營商業，如「楚王宗室錯處市廛，經紀貿易與市民無異。通衢諸綢帛店俱系宗室。間有三吳人攜負至彼開鋪者，亦必借王府名色」（包汝楫《南中紀聞》）。如翊國公郭勳京師店舍多至千余區（《明史》卷一三〇《郭英傳》），如慶雲伯周瑛于河西務設肆邀商賈，虐市民，虧國課。周壽奉使多挾商艘（《明史》卷三〇〇《周能傳》），如吳中官僚集團的開設囤房、債典、百貨之肆。黃省曾《吳風錄》說：

　　自劉氏、毛氏創起利端，為鼓鑄囤房，王氏債典，而大村名鎮必張開百貨之肆，以榷管其利，而村鎮之負擔者俱困。由是累金百萬。至今吳中搢紳仕夫，多以貨殖為急，若京師官店六郭開行債典，興販屠酤，其術倍克于齊民。

　　嘉靖初年，夏言疏中所提到的「見畝征銀」，和顧炎武所親見的西北農民被高利貸剝削的情況：

　　日見鳳翔之民，舉債于權要，每銀一兩，償米四石，此尚能支持歲月乎！（《亭林文集》卷三《病起與薊門當事書》）

　　商人階級因為海外和內地貿易的關係，他們手中存有巨額的銀貨，他們一方面利用農民要求銀貨納稅的需要，高價將其售出，一方面又和政府官吏勾結，把商品賣給政府，收回大宗的銀貨，如此循環剝削，資本積累的過程，商人階級壯大了，他們日漸成為社會上的新興力量，成為農民階級新的吸血蟲。

　　西門慶所處的就是這樣一個時代，他代表他所屬的那個新興階級，利用政治的和經濟的勢力，加緊地剝削著無告的農民。

　　在生活方面，因此就表現出兩個絕對懸殊的階級，一個是荒淫無恥的、專務享樂的上層階級，上自皇帝，下至市儈，莫不窮奢極欲，荒淫無度。就過去的歷史事實說，「皇帝家天下」，天下的財富即是皇帝私人的財富，所以皇帝私人不應再有財富。可是在這個時代，連皇帝也置私產了，金花銀所入全充巾帑，不足則更肆搜刮。太倉太僕寺所藏本供國用，到這時也拼命借支，藏於內府，擁寶貨作富翁。日夜希冀求長生，得以永保富貴。和他的大臣官吏上下一致地講秘法，肆昏淫。明穆宗、譚綸、張居正這一些享樂主義者的死在醇酒婦人手中，和明神宗的幾十年不接見朝臣，深居宮中的腐爛生活正足以象徵這個時代。社會上的有閑階級，更承風導流，夜以繼日，妓女、小唱、優伶、賭博、酗酒，成為日常生活，笙歌軟舞，窮極奢華。在這集團下面的農民，卻在另一尖端，過著饑餓困窮的生活。他們受著十幾重的剝削，不能不在水平線下生活著，流離轉徙，一遭意外，便只能賣兒鬻女。在他們面前只有兩條道路：一條是轉死溝壑，一條是揭竿起義。

　　西門慶的時代，西門慶這一階級人的生活，我們可以拿兩種地方記載來說明。《博平縣誌》卷四《人道》六《民風解》：

　　……至正德、嘉靖間而古風漸渺，而猶存什一於千百焉。……鄉社村保中無酒肆，亦無遊民。……畏刑罰，怯官府，竊鐵攘雞之訟，不見於公庭。……由嘉靖中葉以抵於今，流風愈趨愈下，慣習驕吝，互尚荒佚，以歡宴放飲為豁達，以珍味豔色為盛禮。其流至於市井販鬻、廝隸走卒，亦多纓帽緗鞋、紗裙細袴；酒廬茶肆，異調新聲，泊泊浸淫，靡焉勿振。甚至嬌聲充溢於鄉曲，別號下延于乞丐。……逐末遊食，相率成風。

　　截然地把嘉靖中葉前後分成兩個時代。崇禎七年刻《鄆城縣誌》卷七《風俗》：

　　鄆地……稱易治。邇來競尚奢靡，齊民則士人之服，士人而大夫之官，飲食器用及婚喪遊宴，盡改舊意。貧者亦槌牛擊鮮，合饗群祀，與富者鬥豪華，至倒囊不計焉。若賦役施濟，則毫釐動心。裡中無老少，輒習浮薄，見敦厚儉樸者窘且笑之。逐末營利，填衢溢巷，貨雜水陸，淫巧恣異，而重俠少年複聚党招呼，動以百數，椎擊健訟，武斷雄行。胥隸之徒亦華侈相高，日用服食，擬於市宦。

　　所描寫的「市井販鬻」、「逐末營利」，商業發展情形和社會風氣的變化及其生活，不恰就是《金瓶梅》時代的社會背景嗎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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