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明興衰三百年(59)_吳晗

五九

　　§六

　　明代地方學校的建立，始於洪武二年（1369）。明太祖以為元代學校之教，名存實亡，戰爭以來，人習於戰鬥，唯知干戈，莫識俎豆。他常說治國之要，教化為先，教化之道，學校為本。如今京師已有太學，而地方學校尚未興辦，面諭中書省臣令府州縣都立學校，禮延師儒，教授生徒，講論聖道。於是大設學校，府設教授，州設學正，縣設教諭各一，訓導府四州三縣二，生員府學四十人，州三十人，縣二十人。師生月廩米人六鬥，地方官供給魚肉（《南廱志》卷一《事紀》，《明史》卷六九《選舉志》）。

　　入學生員享受免役特權，除本身外，還免其家差徭二丁（《大明會典》卷七八《學校》）。在學專治一經，以禮樂射禦書數設科分教。

　　統治地方學校情形，完全和國子監一致。洪武十五年（1382）頒禁例十二條於全國學校，鐫立臥碑，置於明倫堂之左，不遵者以違制論，禁例中最重要的有下列各條：

　　一、今後州縣學生員，若有大事幹於己家者，許父兄弟侄具狀入官辯訴。若非大事，含情忍性，毋輕至於公門。

　　二、生員之家，父母賢智者少，愚癡者多，其父母欲行非為，則當再三懇告。

　　這兩條，前一條不許生員交結地方官，後一條要使生員為皇家服務，在民間替朝廷清除「非為」。[2]

　　【[2]「非為」是明太祖的口頭和文字上常用術語，含有特別內容，和他常用的「異為」「他為」同義。】

　　另一條：

　　軍民一切利病，並不許生員建言。果有一切軍民利病之事，許當該有司、在野賢才、有志壯士、質樸農夫、商賈技藝皆可言之，諸人毋得阻當。唯生員不許！

　　軍民一切利病即政治問題，地方官、在野人士，甚至農工商人都可提出建議，任何人都有權討論政治，唯獨不許學生說話。並且在同一條文內，重複地說「不許生員建言」「唯生員不許」，聲色俱厲，呼之欲出。明太祖為什麼單單剝奪了生員討論政治的權利呢？因為他害怕群眾，害怕組織，尤其害怕有群眾基礎有組織能力的知識分子。他認清這個力量會危害他的統治，因之，非加以高壓，嚴厲禁止，不許有聲音不可。至於其他人士，個別的發言，個別的建議，沒有群眾做後盾，不發動力量，他不但不禁止，反而形式上加以獎勵，學學古代帝王求言的辦法，倒使他可以得到好名譽。

　　知識青年對於現實政治不能說話，不許有聲音，明太祖的統治就鞏固了。可是，他沒有想到代替說話的是農民的竹竿和鋤頭，朱家的政權，到後來還是被竹竿和鋤頭所傾覆。

　　地方學校之外，洪武八年（1375）又詔地方立社學（鄉村小學），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。

　　府州縣學和社學都以《禦制大誥》和《律令》做主要必修科。（《大明會典》卷七八《學校》）

　　在官僚政治之下，地方學校只存形式，學生不在學，師儒不講論。社學且成為官吏迫害剝削人民的手段，明太祖曾大發脾氣，申斥地方官吏說：

　　好事難成。且如社學之設，本以導民為善，樂天之樂。奈何府州縣官不才酷吏，害民無厭。社學一設，官吏以為營生。有願讀書者無錢不許入學，有三丁四丁不願讀書者受財賣放，縱其愚頑，不令讀書。有父子二人，或農或商，本無讀書之暇，卻乃逼令入學，有錢者又縱之。無錢者雖不暇讀書，亦不肯放，將此湊生員之數，欺誑朝廷。

　　他怕「逼壞良民不暇讀書之家」只好住罷（停辦）社學，不再「導民為善」了（《禦制大誥·社學第四十四》）。

　　從國子監到社學，必讀的書，必考的書，是明太祖所親自寫定的《大誥》（從文理不通、思想昏亂、詞語鄙陋、語氣狂暴、態度蠻橫幾點看來，確非儒生所能代筆），想用以為治國平天下、統一思想的「聖經寶典」。他在書末指出：

　　朕出是誥，昭示禍福，一切官民諸色人等，戶戶有此一本，若犯笞杖徒流罪名，每減一等，無者每加一等。所在人民，熟觀為戒。（《禦制大誥·頒行大誥第七十四》）

　　又說：

　　朕出斯令，一曰大誥，一曰續編，斯上下之本，臣民之至寶，發佈天下，務必戶戶有之。敢有不敬而不收者，非吾治化之民，遷居化外，永不令歸，的不虛示。（《大誥續編·頒行續誥第八十七》）

　　以帝王之威，用減刑用充軍，利誘威脅，命令人民讀他的「至寶」，命令學生熟讀講解他的「至寶」，可惜，人民是不識「寶」的，利誘不理，威脅無用。成化時（1465—1487）陸容記《大誥》的下落說：

　　國初懲元之弊，用重典以新天下，故令行禁止，若風草然。然有面從於一時而心違於身後者，如《大誥》，唯法司擬罪雲有《大誥》減一等雲爾，民間實未之見，況複有講讀者乎！（《菽園雜記》卷五）

　　明太祖有方法統治學校、屠殺學生，可是，他沒辦法辦社學，也沒辦法使人民讀他的《大誥》。有生死人之權，有富貴貧賤人之權，而終於無人讀他藏他的「至寶」，不要說讀，人民甚至連看都沒有看見，這大概是專制獨裁者應有的和共有的悲哀吧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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