春秋世論·宣公十論七

宣公十論七

　　勢之所積，必有所循，其始常輕，其後常重。輕而得之者，無心之獲也。無心之獲，歆動為易，易於歆動，而心恒注之，則重積矣。重以積，重而委所重以從，其本且僕，其末益茂，勢之積也，固然也。

　　滅舒、蓼，而楚有事於東夷，猶楚志也；滅蕭，而楚有事於淮、泗，非楚志也。滅蕭者姑以逼宋，且未能有而授之宋矣。乃其後終楚之世，卒不能得寸壤于宋，而但得之蕭以東。始之加兵于蕭者，偶然耳。入蕭地，俘蕭人，山川之險易，民俗之堅脆，地利之豐肥，日浸潤于楚，君臣之腎腸，無容自已而不已焉。自是以滅徐，自是以滅邾，自是以滅魯，皆循此矣。

　　夫羋旅君臣，亦豈重在蕭，而期其後之然哉？率然而加之兵，欻然而滅其國，臣民子孫已浮動其心於淮、泗而莫之抑，所必然也。徐滅而鄢郢與淮、泗之勢均，魯滅而淮、泗之勢重于鄢郢。移重於淮、泗，則委鄢郢以從淮、泗。是故丹陽不保而保壽春，枝益茂，本遂僕矣。

　　趙委常山以窺代，而趙終於代；吳委荊州以固建業，而吳終於建業。善委者猶待之百年，而楊廣歆平陳之利，早棄故國以忘于江都。夫無心之獲，乍利其腴以寄命。其亡也，如枯木之春蘖，津液奔注於此以速絕。金人之焰，熸于汝寧，夫豈複有餘種哉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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