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安石簡介_學達書庫

王安石簡介

　　王安石（1021年12月18日－1086年5月21日），字介甫，號半山。撫州臨川（今江西省撫州市）人。北宋政治家、文學家、思想家、改革家。

　　慶曆二年（1042年），王安石進士及第。歷任揚州簽判、鄞縣知縣、舒州通判等職，政績顯著。熙寧二年（1069年），被宋神宗升為參知政事，次年拜相，主持變法。因守舊派反對，熙寧七年（1074年）罷相。一年後，被神宗再次起用，旋即又罷相，退居江寧。元祐元年（1086年），保守派得勢，新法皆廢，王安石病逝于鐘山，享年六十六歲。累贈為太傅、舒王，諡「文」，世稱王文公。

　　王安石潛心研究經學，著書立說，創「荊公新學」，促進宋代疑經變古學風的形成。在哲學上，他用「五行說」闡述宇宙生成，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思想；其哲學命題「新故相除」，把中國古代辯證法推到一個新的高度。

　　在文學上，王安石具有突出成就。其散文簡潔峻切，短小精悍，論點鮮明，邏輯嚴密，有很強的說服力，充分發揮了古文的實際功用，名列「唐宋八大家」；其詩「學杜得其瘦硬」，擅長於說理與修辭，晚年詩風含蓄深沉、深婉不迫，以豐神遠韻的風格在北宋詩壇自成一家，世稱「王荊公體」；其詞寫物詠懷吊古，意境空闊蒼茫，形象淡遠純樸。有《臨川集》等著作存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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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宋真宗天禧五年十一月十三日（1021年12月18日）辰時，王安石出生。清人蔡上翔轉引《清江縣古跡志》所言，因王安石之父王益時任臨江軍判官，故「其子（王）安石生於此，後人因名其堂曰維崧」。

　　王安石自幼聰穎，酷愛讀書，過目不忘，下筆成文。稍長，跟隨父親宦游各地，接觸現實，體驗民間疾苦。文章立論高深奇麗，旁徵博引，始有移風易俗之志。

　　宋仁宗景祐四年（1037年），王安石隨父入京，以文結識好友曾鞏，曾鞏向歐陽修推薦其文，大獲讚賞。

　　慶曆二年（1042年），王安石登楊寘榜進士第四名，授淮南節度判官。任滿後，王安石放棄了京試入館閣的機會，調為鄞縣知縣。王安石在任四年，興修水利、擴辦學校，初顯政績。

　　皇祐三年（1051年），王安石任舒州通判，勤政愛民，治績斐然。宰相文彥博以王安石恬淡名利、遵紀守道向仁宗舉薦他，請求朝廷褒獎以激勵風俗，王安石以不想激起越級提拔之風為由拒絕。歐陽修舉薦為諫官，王安石以祖母年高推辭。歐陽修又以王安石須俸祿養家為由，任命他為群牧判官（主管國家公用馬匹）。不久，王安石出任常州知州，得與周敦頤相知，聲譽日隆。

　　王安石主張「發富民之藏」以救「貧民」。「有司必不得已，不若取諸富民之有良田得穀多而售數倍之者。貧民被災。不可不恤也。」

　　嘉祐三年（1058年），王安石調為度支判官，進京述職，作長達萬言的《上仁宗皇帝言事書》，系統地提出了變法主張。在此次上疏中，王安石總結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經歷，指出國家積弱積貧的現實：經濟困窘、社會風氣敗壞、國防安全堪憂，認為癥結的根源在於為政者不懂得法度，解決的根本途徑在於效法古聖先賢之道、改革制度，進而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設想，建議朝廷改革取士、重視人才。

　　王安石主張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，革除宋朝存在的積弊，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。並以晉武帝司馬炎、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圖「逸豫」，不求改革，終至覆滅的事實為例，要求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。但仁宗並未採納王安石的變法主張。

　　此後，朝廷多次委任王安石以館閣之職，均固辭不就。士大夫們以為王安石無意功名，不求仕途，遺憾無緣結識；朝廷屢次想委以重任，都擔心王安石不願出仕。朝廷任命王安石與人同修《起居注》，王安石辭謝多次才接受。不久，王安石任直集賢院、知制誥，審查京城刑獄案件，朝中士大夫都引為盛事。

　　王安石在京任職期間，朝廷規定舍人院不得申請刪改詔書文字，王安石認為立法不該如此，據理力爭，得罪了王公大臣。

　　嘉祐八年（1063年），王安石因母親病逝，回江寧守喪。

　　宋英宗在位時期（1063年—1066年），屢次徵召王安石赴京任職，他均以服母喪和有病為由拒絕。

　　治平四年（1067年），宋神宗即位，因久慕王安石之名，起用他為江甯知府，旋即詔為翰林學士兼侍講。從此，王安石深得神宗器重。

　　熙甯元年（1068年）四月，神宗為擺脫宋王朝所面臨的政治、經濟危機以及遼、西夏不斷侵擾的困境，召見王安石。王安石提出「治國之道，首先要確定革新方法」；勉勵神宗效法堯舜，簡明法制。神宗認同王安石的相關主張，要求其盡心輔佐，共同完成這一任務。

　　王安石隨後上《本朝百年無事劄子》，闡釋宋初百餘年間太平無事的情況與原因，指出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問題，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所建樹，認為「大有為之時，正在今日」。

　　熙寧二年（1069年），任參知政事。王安石提出當務之急在於改變風俗、確立法度，提議變法，神宗贊同。為指導變法的實施，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，由王安石和陳升之共同掌管。王安石委任呂惠卿承擔條例司的日常事務，派遣提舉官四十多人，頒行新法。

　　熙寧三年（1070年），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（宰相）。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新法。財政方面有均輸法、青苗法、市易法、免役法、方田均稅法、農田水利法；在軍事方面有置將法、保甲法、保馬法等。

　　熙寧四年（1071年），王安石頒佈改革科舉制度法令，廢除詩賦詞章取士的舊制，恢復以《春秋》，三傳明經取士。同年秋，實行太學三舍法制度。

　　變法伊始，王安石對神宗提出奸佞之論，建議神宗要辨別小人並加以懲處。新法頒佈後，王安石擢拔呂惠卿、章惇、蔡確等多人，參與變法的實施。

　　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於富國強兵，藉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。然而變法觸犯了保守派的利益，遭到保守派的反對。法令頒行不足一年，圍繞變法，擁護與反對兩派就展開了激烈的論辯及鬥爭。

　　禦史中丞呂誨控訴王安石變法十大過失，神宗貶為地方官，王安石舉薦呂公著代替其職。韓琦上疏規勸神宗停止青苗法，在反對派的巨大壓力下，神宗打算同意，執政曾公亮、陳升之等乘機附和，王安石雖多方辯駁，神宗仍然認為應聽取各方面的建議。隨後，王安石稱病在家，繼而請求辭官歸隱。韓絳等規勸，神宗挽留王安石，王安石遂陳數朝廷內外諸官互相依附勾結的情況，進言神宗要不畏流俗，心懷天下。

　　禦史劉述、劉琦、錢顗、孫昌齡、王子韶、程顥、張戩、陳襄、陳薦、謝景溫、楊繪、劉摯，諫官範純仁、李常、孫覺、胡宗愈都因為與王安石意見不合，相繼離開朝廷。王安石很快提升秀州推官李定任禦史。知制誥宋敏求、李大臨，禦史林旦、薛昌朝、范育彈劾李定違背孝道，皆被罷出朝廷。其後，呂惠卿因父親去世離開朝廷，王安石便對曾布委以重任，對他非常信任。

　　熙寧三年（1070年），司馬光三次寫信給王安石（《與王介甫書》），列舉實施新法弊端，要求王安石廢棄新法，恢復舊制。王安石回信（《答司馬諫議書》），對司馬光的指責逐一反駁，並批評士大夫階層的因循守舊，表明堅持變法的決心。隨後神宗欲起用司馬光任樞密副使，司馬光趁機覆議廢止新法，神宗沒答應，司馬光辭職離京。

　　熙寧四年（1071年），開封百姓為逃避保甲，出現自斷手腕現象，知府韓維報告朝廷。王安石認為施行新政，士大夫尚且爭議紛紛，百姓更容易受到蠱惑。神宗則認為應聽取百姓之言。

　　熙寧七年（1074年）春，天下大旱，饑民流離失所，群臣訴說免行錢之害。王安石認為天災即使堯舜時代也無法避免，派人治理即可。監安上門鄭俠反對變法，繪製流民旱災困苦圖獻給神宗，並上疏論新法過失，力諫罷王安石相。

　　同年四月，曹太皇太后（慈聖皇后）、高太后（宣仁皇后高滔滔）亦向神宗哭訴「王安石亂天下」。神宗對變法也產生了懷疑，罷王安石相，改任觀文殿大學士、知江寧府，從禮部侍郎超九轉而徑授吏部尚書之銜。

　　王安石罷相後，奏請神宗讓呂惠卿任參知政事，又要求召韓絳代替自己。呂惠卿掌握大權後，擔心王安石回朝，借辦理鄭俠案件的機會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國，又興起李士寧案件來傾覆王安石。韓絳覺察到呂惠卿的用意，秘密奏請召回王安石。

　　熙寧八年（1075年）二月，王安石再次拜相。同年，王安石《三經義》寫成，加封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，呂惠卿外調知陳州。王安石複相後得不到更多支持，加上變法派內部分裂嚴重，新法很難繼續推行下去。

　　熙寧九年（1076年），王安石多次託病請求離職。同年，長子王雱病故，王安石極度悲痛。十月，王安石辭去宰相之職，外調鎮南軍節度使、同平章事、判江寧府。次年（1077年），改任集禧觀使，封舒國公。

　　元豐二年（1079年），再次被任命為左僕射、觀文殿大學士，改封荊國公。

　　元豐八年（1085年），神宗去世，宋哲宗即位，改元元祐，由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。加拜王安石為司空。高太后在神宗時就強烈反對變法，等到自己聽政後，立即起用司馬光為相。司馬光提出「以母改子」，全面廢除新法。史稱「元祐更化」。

　　元祐元年四月初六（1086年5月21日），王安石病逝于鐘山，享年六十六歲，獲贈太傅，葬于江寧半山園。

　　紹聖元年（1094年），宋哲宗親政，支持新政的章惇執政，王安石得以配享神宗廟庭，諡曰「文」。

　　政和三年（1113年），宋徽宗追封王安石為舒王，配享孔廟。

　　靖康元年（1126年），被追奪王爵，廢配饗。

　　政治

　　王安石變法的根本目的，是要改變北宋「積貧積弱」的局面，增強對外防禦，對內彈壓的能力，以鞏固和加強封建統治。從新法次第實施，到新法為守舊派所廢罷，其間將近十五年。在這十五年中，每項新法在推行後，雖然都不免產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，但是，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，「富國強兵」的效果是十分顯著的。

　　政府財政收入大幅增長。通過一系列理財新法的實行，國家增加了「青苗錢」、「免役寬剩錢」、「市易息錢」等新的財政收入項目，在發展生產、均平賦稅的基礎上，財政收入有了明顯的增加，國庫充裕，宋神宗年間國庫積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財政支出。

　　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強地主的兼併勢力，青苗法取代了上等戶的高利貸，限制了高利貸對農民的盤剝；方田均稅法限制了官僚和豪紳大地主的隱田漏稅行為；市易法使大商人獨佔的商業利潤中的一部分收歸國家，打擊了大商人對市場的操縱和壟斷；免役法的推行使農戶所受的賦稅剝削有所減輕，大力興建農田水利工程，對農業生產的發展發揮了巨大作用，社會經濟發展，人民負擔減輕，呈現了百年來不曾有過的繁榮景象。

　　軍事

　　改變「積貧積弱」的現象是王安石變法的總方針，富國強兵是變法的總目的。通過「強兵之法」的推行，積弱局面得以緩解，北宋國力有所增強。保甲法的推行，加強了農村的封建統治秩序，維護了農村的社會治安，建立了全國性的軍事儲備，並節省了大量訓練費用；裁兵法提高了軍隊士兵素質；將兵法改變了兵將分離的局面，加強了軍隊戰鬥力；保馬法使馬匹的質量和數量大大提高，同時政府節省了大量養馬費用；軍器監法增加了武器的生產量，質量也有所改善。

　　變法的強兵措施扭轉了西北邊防長期以來屢戰屢敗的被動局面。北宋熙寧六年（1073年），在王安石指揮下，熙河路經略安撫使王韶率軍進攻吐蕃，收復河、洮、岷等五州，拓地兩千餘裡，受撫羌族三十萬帳。這是北宋軍事上一次空前的大捷，也是兩宋時期漢民族與周邊少數民族政權作戰時，北宋朝廷開疆拓土、大展神威而大獲全勝的唯一戰例。同時培養出了王韶、章楶等傑出將領，並建立起進攻西夏地區的有利戰線，對宋與西夏的戰爭格局掀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。

　　文學

　　從文學角度總觀王安石的作品，無論詩、文、詞都有傑出的成就。北宋中期開展的詩文革新運動，在他手中得到了有力推動，對掃除宋初風靡一時的浮華餘風作出了貢獻。但是，王安石的文學主張，卻過於強調「實用」，對藝術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計不足。他的不少詩文，又常常表現得議論說理成分過重，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韻味。還有一些詩篇，論禪說佛理，晦澀乾枯，但不失大家風範。

　　散文

　　王安石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，把文學創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繫起來，強調文學的作用首先在於為社會服務，強調文章的現實功能和社會效果，主張文道合一。他的散文大致貫徹了他的文學主張，揭露時弊、反映社會矛盾，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。

　　王安石的論說文，針對時政或社會問題，觀點鮮明，分析深刻，長篇則橫鋪而不力單，短篇則紆折而不味薄，闡述政治見解與主張，結構謹嚴，說理透徹，語言樸素精練，具有較強的概括性與邏輯力量，為推動變法和鞏固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成果起了積極的作用。

　　王安石的短文，直陳己見，簡潔峻切，短小精悍，形成了「瘦硬通神」的獨特風貌，如史論《讀孟嘗君傳》，全文不足百字，然而層次分明，議論周密，詞氣淩厲而貫注，勢如破竹，具有不容置辯的邏輯力量。還有一部分山水遊記散文，簡潔明快而省力，亦記遊，亦說理。

　　詩歌

　　王安石的詩歌，大致可以以熙寧九年（1076年）王安石第二次罷相為界分為兩個階段，在內容和風格上有較明顯的區別。前期創作主要是「不平則鳴」，注重社會現實，反映下層人民的痛苦，傾向性十分鮮明，風格直截刻露；晚年退出政壇後，心情漸趨平淡，大量的寫景詩、詠物詩取代了前期政治詩的位置。

　　後期創作「窮而後工」，致力於追求詩歌藝術，重煉意和修辭，下字工、用事切、對偶精，含蓄深沉、深婉不迫，以豐神遠韻的風格在當時詩壇上自成一家，世稱「王荊公體」。張舜民評：「王介甫（詩）如空中之音，相中之色，欲有尋繹，不可得矣。」南宋敖陶孫稱其詩「如鄧艾縋兵入蜀，要以險絕為功」。

　　詞

　　王安石的詞，今存約二十餘首，大致可分為抒寫情志和闡釋佛理兩類，「瘦削雅素，一洗五代舊習」。其抒情詞作，寫物詠懷，多選空闊蒼茫、淡遠純樸的形象，營造出一個士大夫文人特有的情致世界。其《桂枝香》一詞，豪縱沉鬱，同范仲淹《漁家傲》共開豪放詞之先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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