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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論上


  古之君子,因天下之治,以安其成功;因天下之亂,以濟其所不足。不誣治以為亂,不援亂以為治。援亂以為治,是愚其君也;誣治以為亂,是脅其君也。愚君脅君,是君子之所不忍而世俗之所徼幸也。故莫若言天下之誠勢,請言當今之勢。當今天下之事,治而不至於安,亂而不至於危,紀綱粗立而不舉,無急變而有緩病,此天下之所共知而不可欺者也。然而世之言事者,為大則曰無亂,為異則曰有變。以為無亂,則可以無所複為,以為有變,則其勢常至於更制,是二者皆非今世之忠言至計也。今世之弊,患在欲治天下而不立為治之地。夫有意於為治而無其地,譬猶欲耕而無其田,欲賈而無其財,雖有鋤耰車馬、精心強力,而無所施之。故古之聖人將治天下,常先為其所無有而補其所不足,使天下凡可以無患而後徜徉翱翔,惟其所欲為而無所不可,此所謂為治之地也。為治之地既立,然後從其所有而施之。植之以禾而生禾,播之以菽而生菽,藝之以松柏梧檟,叢莽樸樕,無不盛茂而如意。是故施之以仁義,動之以禮樂,安而受之而為王;齊之以刑法,作之以信義,安而受之而為霸;督之以勤儉,厲之以勇力,安而受之而為強國。其下有其地而無以施之,而猶得以安存。最下者,抱其所有倀倀然無地而施之,撫左而右動,鎮前而後起,不得以安全而救患之不給。故夫王霸之略,富強之利,是為治之具而非為治之地也。有其地而無其具,其弊不過於無功。有其具而無其地,吾不知其所以用之。昔之君子,惟其才之不同,故其成功不齊。然其能有立於世,未始不先為其地也。古者伏羲、神農、黃帝既有天下,則建其父子,立其君臣,正其夫婦,聯其兄弟,殖之五種,服牛乘馬,作為宮室、衣服、器械,以利天下。天下之人,生有以養,死有以葬,歡樂有以相愛,哀戚有以相吊,而後伏羲、神農、黃帝之道得行於其間。凡今世之所謂長幼之節、生養之道者,是上古為治之地也。至於堯舜三代之君,皆因其所闕而時補之。故堯命羲和曆日月以授民時,舜命禹平水土以定民居,命益驅鳥獸以安民生,命棄播百穀以濟民饑。三代之間,治其井田溝洫步畝之法、比閭族黨州鄉之制,夫家卒乘車馬之數,冠昏喪祭之節,歲時交會之禮,養生除害之術,所以利安其人者,凡皆已定而後施其聖人之德。是故施之而無所齟齬。舉今《周官》三百六十人之所治者,皆其所以為治之地,而望人之德不與也。故周之衰也,其《詩》曰:「雖無老成人,尚有典刑。」由此言之,幽、厲之際天下亂矣,而文、武之法猶在也。文、武之法猶在,而天下不免於亂,則幽、厲之所以施之者不仁也。施之者不仁而遺法尚在,故天下雖亂而不至於遂亡。及其甚也,法度大壞,欲為治者,無容足之地,泛泛乎如乘舟無楫而浮乎江湖,幸而無振風之憂,則悠然唯水之所漂,東西南北非吾心也,不幸而遇風則覆沒而不能止。故三季之極,乘之以暴君,加之以虐政,則天下塗地而莫之救。然世之賢人,起于亂亡之中,將以治其國家,亦必於此焉先之。齊桓用管仲,辨四民之業,連五家之兵,卒伍整於裡,軍旅整於郊。相地而衰征,山林川澤各致其時,陵阜陸墐各均其宜,邑鄉縣屬各立其正,舉齊國之地,如畫一之可數。於是北伐山戎,南伐楚,九合諸侯,存邢衛,定魯之社稷,西尊周室,施義天下,天下稱伯。晉文反國,屬其百官,賦職任功,輕關易道,通商寬農,懋穡勸分,省財足用,利器明德,舉善援能,政平民阜,財用不匱。然後入定襄王,救宋衛,大敗荊人於城濮,追齊桓之烈,天下稱之曰二伯。其後子產用之于鄭,大夫種用之于越,商鞅用之于秦,諸葛孔明用之于蜀,王猛用之於苻堅,而其國皆以富強。是數人者,雖其所施之不同,而其所以為地者一也。夫惟其所以為地者一也,故其國皆以安存。惟其所施之不同,故王霸之不齊,長短之不一。是二者不可不察也。當今之世,無惑乎天下之不躋於大治而亦不陷於大亂也,祖宗之法具存而不舉,百姓之患略備而未極,賢人君子不知尤其地之不立,而罪其所施之不當、種之不生,而不知其無容種之地也,是亦大惑而已矣。且夫其不躋於大治與不陷於大亂,是在治亂之間也,徘徊彷徨於治亂之間而不能自立,雖授之以賢才,無所為用,不幸而加之以不肖,天下遂敗而不可治。故曰:莫若先立其地,其地立,而天下定矣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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