欒城應詔集卷十一試論八首

應詔集卷十一試論八首

　　【王者不治夷狄論】

　　儒者必慎其所習，習之不正，終身病之。《公羊》之書，好為異說而無統，多作新意以變惑天下之耳目，是以漢之諸儒治《公羊》者，比於他經，最為迂闊。至於何休，而其用意又甚於《公羊》，蓋其勢然也。《經》書：「公及戎盟於潛。」《公羊》猶未有說也，而休以為王者不治夷狄，錄戎來者不拒，去者不追也。夫公之及戎盟於潛也，時有是事也。時有是事，而孔子不書可乎？故《春秋》之書，其體有二：有書以見褒貶者，有書以記當時之事，備史記之體，而其中非必有所褒貶予奪者。公之及戎盟於潛，是無褒貶予奪者也，而休欲必為之說，是以其說不得不妄也。且王者豈有不治夷狄者乎？王者不治夷狄，是欲苟安於無事者之說也。古之所以治夷狄之道，世之君子嘗論之矣。有用武而征伐之者，高宗、文王之事是也；有修文而和親之者，漢之文、景之事是也；有閉拒而不納之者，光武之謝西域、絕匈奴之事是也。此三者皆所以與夷狄為治之大要也。今日來者必不可拒，則是光武之謝西域，以息中國之民者非乎？去者必不可追，則是高宗、文王凡所以征其不服而討其不庭者皆非也。凡休之說，施之于中國強盛、夷狄暴橫之時，則將養寇以遺子孫之憂；施之於中國新定休息自養之際，則為夷狄之所役，使以自勞敝而不得止。凡此二者，休之說無施而可也。蓋愚聞之，聖人之于戎狄也，吾欲來之則來之，雖有欲去者，不可得而去也；吾欲去之則去之，雖有欲來者，亦不可得而來也。要以使吾中國不失於便，而置夷狄於不便之地，故其屈伸進退，莫不在我。而休欲其自來而自去也耶，此其尤不可者也。治休之學者曰《春秋》托始以治天下，當隱公之際，未暇遠略，故先書晉滅夏陽，不書楚滅谷、鄧。夫谷、鄧之不書，是楚之未通而不告也。如使聖人未欲與夷狄交通，則雖有欲至，尚可得而至哉？愚故曰《春秋》之書「公及戎盟於潛」，是記事之體，而無休之說也。

　　【劉愷丁鴻孰賢論】

　　天下之讓三：有不若之讓，有相援之讓，有無故之讓。讓者，天下之大功大善也。然而至於無故之讓，則聖人深疾而排之，以為此奸人之所以盜名於暗世者也。昔者公族穆子之讓韓起，范宣子之讓知伯，宣子、穆子中心誠有以愧於彼二人也，是不若之讓也。舜之命禹也，讓于皋陶，其命益也，讓于朱虎、熊羆。夫皋陶之不能當禹之任，朱虎、熊羆之不能辦益之事，亦已明矣。然猶讓焉者，此所謂相援之讓也。夫使天下之人皆能讓其所不及，則賢材在位，而賢不肖不爭；皆能讓以相援，則君子以類升，而小人不能間。此二者天下之大善也。然而至於無故之讓，則天下之大不善也。東漢之衰，丁鴻、鄧彪、劉愷此三人者，皆當襲父爵而以讓其弟，非是先君之命，非有嫡庶之別，而徒讓焉，以自高於世俗。世之君子從而譏之。然此三人者之中，猶有優劣焉。劉、鄧讓而不反，以遂其非。丁鴻讓而不終，聽其友人鮑駿之言而卒就國，此鴻之所以優於劉、鄧也。且夫聞天下之有讓，而欲竊取其名以自高其身，以邀望天下之大利者，劉愷之心也。聞天下之讓而竊慕之，而不知其不同，以陷於不義者，丁鴻之心也。推其心而定其罪，則愷在可戮，而鴻為可恕，此真偽之辨也，賢愚可以見矣。故範曄曰：「太伯、伯夷未始有其讓也，故太伯稱至德，伯夷稱賢人，末世徇其名而昧其致，則詭激之行興矣。」若夫鄧彪、劉愷讓其弟以取義，使弟受非服，而己受其名，不已過乎？夫君子之立言，非以苟顯其理，將以啟天下之方悟者；立行，非以苟顯其身，將以教天下之方動者。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乎？丁鴻之心主乎忠愛，何其終悟而從義也。異乎數子之徇名者也。嗟夫！世之邪僻之人，盜天下之大名，以冒天下之大利，自以為人莫吾察，而不知君子之論有以見之。故為國者不可以不貴君子之論也。

　　【禮義信足以成德論】

　　周衰，凡所以教民之具既廢，而戰攻侵伐之役交橫於天下，民去其本而爭事於末。當時之君子思救其弊，而求之太迫，導之無術。故樊遲請學為稼，又欲為圃，而孔子從而譏之曰：「小人哉，樊須也！上好禮，則民莫敢不肅；上好義，則民莫敢不服；上好信，則民莫敢不用情。夫如是，四方之民繈負其子而至矣，焉用稼！」釋之曰：禮義與信足以成德，又安用稼哉？嗟夫！仁人之言，其始常若迂闊而不可行，然要其終，其取利多而卒以無弊者，終莫能易其說。蓋孔子之于衛，常欲正名，而子路笑之矣。冉子之于魯，常欲徹，而魯君非之矣。何則？衛之亂，若非正名之所能安；而魯之饑，若非徹之所能救。然而欲天下無饑與亂，則非此二者莫之能濟。故夫欲取其利而取之於遠，則取利多而民不知；欲圖其事而圖之於深，則事有漸而後無弊。今夫樊遲欲為農圃以富民，而孔子答之以禮義信也。天下疑之，而愚以為不然。若觀於《孟子》而求其所以辨許行之說，則夫農圃之事，乃有可以禮義致而可以信取之道。何者？許子欲使君臣並耕，饔飧而治，此豈非樊子所願學者哉？而孟子答之以堯舜無所用心於耕稼。堯以不得舜為憂，舜以不得禹為憂。堯得舜，舜得禹，而禮義流行，忠信洋溢，則天下之民，將不勸之耕而自為耕，不督之圃而自為圃，而何致于身服農圃之勞，而憂農圃之憂哉？且夫欲勸天下之農而至於親為之者，亦足以見其無術矣。古之聖人，其禦天下也，禮行而民恭，則役使如意；義行而民服，則勞苦而不怨；信行而民用情，則上下相知而教化易行。三德既成，則民可使蹈白刃而無怨，而況農圃之功哉！故夫欲致其功而形之於遠，則功可成；欲力其事而為之於近，則百弊起。今欲君子、小人而皆從事于農，則夫天下之民尚誰使治之哉？

　　【形勢不如德論】

　　三代之時，法令寬簡，所以堤防禁固其民而尊嚴其君者，舉皆無有。而其所都之地，又非有深山大河之固，然而曆歲數百長久而安存者何耶？秦之法令可謂峻矣，而其所都，又關中天府之固，古之所謂百二者也。然而二世而亡者何耶？太史公曰：「權勢法制所以為治也，地形險阻所以為固也。」然而二者猶未足恃也。故曰形勢雖強，猶不如德也。天下之形勢，愚嘗論之矣。讀《易》至於《坎》，喟然而歎曰：嗟夫！聖人之所以教人者，蓋詳矣夫。《坎》之為言，猶曰險也。天之所以為險者，以其不可升，而地之所以為險者，以其有山川丘陵。天地之險，愚聞之矣，而人之險，愚未之聞也。或曰王公設險，以守其國，此人之險，而高城深地之謂也。曰非也，高城深池，此無以異於地之險。而人之險，法制之謂也。天下之人，其初蓋均是人也，而君至於為君之尊，而民至於為民之卑，君上日享其樂而臣下日安其勞，而不敢怨者，是法制之力也。然猶未也，可以禦小害，而未可以禦大害也。大盜起，則城池險阻不可以固而留，眾叛親離，則法制不可以執而守。是必有非形之形，非勢之勢，而後可也。故至《坎》之六四而曰：「樽酒簋貳，用缶，納約自牖，終無咎。」夫六四處剛柔相接之時，而乃用一樽、二簋、土盎、瓦缶相與拳曲俯仰於戶牖之下，而終獲無咎，此豈非聖人知天下之不可以強服，而為是優柔從容之德，以和其剛強難屈之心，而作其愧恥不忍之意故耶？嗟夫！秦人自負其強，欲以斬刖齊天下之民，而以山河為社稷之保障，不知英雄之士開而辟之，刑罰不能繩，險阻不能拒。故聖人必有以深結天下之心，使英雄之士有所不可解者，則《坎》之六四是也。

　　【禮以養人為本論】

　　君子之為政，權其輕重，而審其小大，不以輕害重，不以小妨大。為天下之大善，而小有不合焉者，君子不顧也。立天下之大善，而以小有不合而止，則是天下無聖人，大善終不可得而建也。自周之亡，其父子君臣冠昏喪祭之禮，皆以淪廢。至於漢興，賢君名臣，比比而出，皆知禮之足以為治也，然皆拱手相視，而莫敢措。非以禮為不善也，以為不可複也，是亦自輕而已。故元、成之間，劉向上書，以為禮以養人為本。如有過差，是過而養人也。刑罰之過，或至於死傷，然有司請定法令，筆則筆，削則削，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。然而為是者，則亦有故。律令起於後世，而禮出於聖人。敢變後世之刑，而不敢變先王之禮，是亦畏聖人太過之弊也。《記》曰：禮之所生，生於義也。故禮雖先王未之有，可以義起也。故因人之情，而為之節文，則亦何至於憚之而不敢邪？今夫冠禮，所以養人之始，而歸之正也；昏禮，所以養人之親，而尊其祖也；喪禮，所以養人之孝，而為之節也；祭禮，所以養人之終，而接之於無窮也；賓客之禮，所以養人之交，而慎其瀆也；鄉禮，所以養人之本，而教之以孝悌也。凡此數者，皆待禮而後可以生。今皆廢而不立，是以天下之人，皇皇然無所折衷，求其所從而不得，則不能不出其私意，以自斷其禮。私意既行，故天下之弊起。奢者，極其奢以傷其生；儉者，極其儉以不得其所欲。財用匱而饑寒作，饑寒作而盜賊起，盜賊起而民之所恃以為養者，皆失而不可得。雖日開倉廩發府庫以贍百姓，民猶未可得而養也。故古之聖人，不用財，不施惠，立禮於天下，而匹夫匹婦，莫不自得于閭閻之中，而無所匱乏，此所謂知本者也。

　　【既醉備五福論】

　　善夫！詩人之為《詩》也。成王之時，天下已平，其君子優柔和易而無所怨怒，天下之民各樂其所。年谷時熟，父子兄弟相愛，而無暴戾不和之節，莫不相與作為酒醴，剝烹牛羊，以烹以祀，以相與宴樂而不厭。詩人欲歌其事，而以為未足以見其盛也，故又推而上之，至於朝廷之間，見其君臣相安而親戚相愛。至於祭祀宗廟，既事而又與其諸父昆弟皆宴于寢旅，酬下至於無算爵，君臣釋然而皆醉。故為作《既醉》之詩以歌之。而後之傳《詩》者，又深思而極觀之，以為一篇之中，而五福備焉。然愚觀於《詩》、《書》，至《抑》與《酒誥》之篇，觀其所以悲傷前世之失，及其所以深懲切戒於後者，莫不以飲酒無度、沈湎荒亂、號呶倨肆以敗亂其德為首。故曰：「百禍之所由生，百福之所由消耗而不享者，莫急於酒。」周公之戒康叔曰：「酒之失，婦人是用。二者合併，故五福不降，而六極盡至。」愚請以小民之家而明之。今夫養生之人，深自覆護擁閉，無戰鬥危亡之患，然而常至於不壽者何耶？是酒奪之也。力田之人，倉廩富矣，俄而至於饑寒者何耶？是酒困之也。服食之人，乳藥餌石，無風雨暴露之苦，而常至於不甯者何耶？是酒病之也。修身之人，帶鉤蹈矩，不敢妄行，而常至於失德者何耶？是酒亂之也。四者既備，則雖欲考終天命，而其道無由也。然而曰五福備於《既醉》者何也？愚固言之矣。百姓相與歡樂于下，而後君臣乃相與偕醉於上。醉而愈恭，和而有禮。心和氣平，無悖逆暴戾之氣幹於其間，而壽不可勝計也。用財有節，禦己有度，而富不可勝用也。壽命長永，而又加之以富，則非安寧而何？既壽而富，且身安矣，而無所用其心，則非好德而何？富壽而安，且有德以不朽於後也，則非考終命而何？故世之君子，苟能觀《既醉》之詩，以和平其心，而又觀夫《抑》與《酒誥》之篇，以自戒也，則五福可以坐致，而六極可以遠卻。而孔子之說，所以分而別之者，又何足為君子陳于前哉！

　　【史官助賞罰論】

　　域中有三權：曰天，曰君，曰史官。聖人以此三權者制天下之是非，而使之更相助。夫惟天之權而後能壽夭禍福天下之人，而使賢者無夭橫窮困之災，不賢者無以享其富貴壽考之福。然而季次、原憲，古所謂賢人者也，伏于窮閻之下，布衣饘粥之不給。盜蹠、莊蹻，橫行於天下，食人之肝以為糧，而老死於牖下，不見兵革之禍。如此，則是天之權有時而有所不及也。故人君用其賞罰之權于天道所不及之間，以助天為治。然而賞罰者，又豈能盡天下之是非！而賞罰之于一時，猶懼其不能用著暴見於萬世之下，故君舉而屬之於其臣，而名之曰「史官」蓋史官之權，與天與君之權均，大抵三者更相助，以無遺天下之是非。故荀悅曰：「每於歲盡，舉之尚書，以助賞罰。」夫史官之興，其來尚矣。其最著者，在周曰佚，在魯曰克，在齊曰南氏，在晉曰董狐，在楚曰倚相。觀其為人，以度其當時之所書，必有以助賞罰者。然而不獲見其筆墨之所存，以不能盡其助治之意。獨仲尼因魯之史官左丘明而得其載籍，以作為《春秋》，是非二百四十二年，雖其名為經，而其實史之尤大章明者也。故齊桓、晉文有功于王室，王賞之以侯伯之爵，征伐四國之權，而《春秋》又從而屢進之，此所以助乎賞之當於其功也。吳、楚、徐、越之僭，皆得罪於其君者也，而《春秋》又從而加之以斥絕擯棄不齒之辭，此所以助乎罰之當於其罪也。若夫當時賞罰之所不能及，則又為之明言其狀，而使後世嗟歎痛惜之不已。嗚呼！賢人君子之功烈與夫亂臣賊子罪惡之狀，於此皆可以無憂其無聞焉。是故古者聖人重史官。當漢之時，號曰太史令，而其權在丞相之上，郡國計吏，上計于太史，而後以其副上于丞相、禦史。夫惟知其權之可以助賞罰也，故從而尊顯之。然則後之史官，其可以忽哉！

　　【刑賞忠厚之至論】

　　古之君子立于天下，非有求勝於斯民也。為刑以待天下之罪戾，而唯恐民之入於其中以不能自出也；為賞以待天下之賢才，而唯恐天下之無賢而其賞之無以加之也。蓋以君子先天下，而後有不得已焉。夫不得已者，非吾君子之所志也，民自為而召之也。故罪疑者從輕，功疑者從重，皆順天下之所欲從。且夫以君臨民，其強弱之勢、上下之分，非待夫與之爭尋常之是非而後能勝之矣。故甯委之於利，使之取其優，而吾無求勝焉。夫惟天下之罪惡暴著而不可掩，別白而不可解，不得已而用其刑。朝廷之無功，鄉黨之無義，不得已而愛其賞。如此，然後知吾之用刑，而非吾之好殺人也；知吾之不賞，而非吾之不欲富貴人也。使夫其罪可以推而納之于刑，其跡可以引而置之於無罪；其功與之而至於可賞，排之而至於不可賞。若是二者而不以與民，則天下將有以議我矣。使天下而皆知其可刑與不可賞也，則吾猶可以自解。使天下而知其可以無刑、可以有賞之說，則將以我為忍人，而愛夫爵祿也。聖人不然，以為天下之人，不幸而有罪，可以刑，可以無刑，刑之，而傷於仁；幸而有功，可以賞，可以無賞，無賞，而害於信。與其不屈吾法，孰若使民全其肌膚、保其首領，而無憾於其上；與其名器之不僭，孰若使民樂得為善之利而無望望不足之意。嗚呼！知其有可以與之之道而不與，是亦志於殘民而已矣。且彼君子之與之也，豈徒曰與之而已也，與之而遂因以勸之焉耳。故舍有罪而從無罪者，是以恥勸之也；去輕賞而就重賞者，是以義勸之也，蓋欲其思而得之也。故夫堯舜、三代之盛，舍此而忠厚之化亦無以見於民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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