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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秋論


  事有以拂乎吾心,則吾言忿然而不平,有以順適乎吾意,則吾言優柔而不怒。

  天下之人,其喜哀樂之情,可以一言而知也。喜之言,豈可以為怒之言耶?此天下之人,皆能辨之。而至於聖人,其言丁寧反覆,布于方冊者甚多,而其喜怒好惡之所在者,又甚明而易知也。

  然天下之人,常患求而得其意之所主,此其故何也?天下之人,以為聖人之文章,非複天下之言也,而求之太過。是以聖人之言,更為深遠而不可曉。且天下何不以己推之也?將以喜夫其人,而加之以怒之之言,則天下且以為病狂,而聖人豈有以異乎人哉?不知其好惡之情,而不求其言之喜怒,是所謂大惑也。

  昔者仲尼刪《詩》于衰周之末,上自商、周之盛王,至於幽、厲失道之際,而下訖于陳靈。自詩人以來,至於仲尼之世,蓋已數百餘年矣。愚嘗怪《大雅》、《小雅》之詩,當幽、厲之時,而稱道文、武、成、康之盛德,及其終篇,又不見幽、厲之暴虐,此誰知其為幽、厲之詩而非文、武、成、康之詩者!蓋察其辭氣,有幽憂不樂之意,是以系之幽、厲而無疑也。

  若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,天下之是非,雜然而觸乎其心,見惡而怒,見善而喜,則求其是非之際,又可以求諸其言之喜怒之間矣。今夫人之于事,有喜而言之者,有怒而言之者,有怨而言之者。喜而言之,則其言和而無傷。怒而言之,則其言厲而不溫。怨而言之,則其言深而不泄。此其大凡也。《春秋》之于仲孫湫之來,曰「齊仲孫來」。于季友之歸,曰「季子來歸」。此所謂喜之之言也。于魯、鄭之易田,曰「鄭伯以璧假許田」。于晉文之召王,曰「天王狩于河陽」。此所謂怒之之言也。于叔牙之殺,曰「公子牙卒」。于慶父之奔,曰「公子慶父如齊」。此所謂怨之之言也。夫喜之而和,怒之而厲,怨之而深。此三者,無以加矣。

  至於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之傳則不然,日月土地,皆所以為訓也。夫日月之不知,土地之不詳,何足以為喜,而何足以為怒,此喜怒之所不在也。《春秋》書曰「戎伐凡伯于楚丘」,而以為「衛伐凡伯」,《春秋》書曰「齊仲孫來」,而以為「吳仲孫」,甚而至於變人之國。此又喜怒之所不及也。愚故曰《春秋》者,亦人之言而已,而人之言,亦觀其辭氣之所向而已矣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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