邵氏聞見後錄(305)_邵博

三〇五

　　範文正公尹天府，坐論呂申公降饒州；歐陽公為館職，以書責諫官不言，亦貶夷陵。未幾，申公亦罷。後歐陽公作《文正神道碑》雲：「呂公複相，公亦再起被用，於是二公歡然相約，共力國事。天下之人皆以此多之。」

　　文正之子堯夫以為不然，從歐陽公辯，不可，則自削去「歡然」「共力」等語。歐陽公殊不樂，為蘇明允雲：「《範公碑》，為其子弟擅于石本改動文字，令人恨之。」

　　《文正墓誌》，則富公之文也。先是，富公自歐陽公平章其書，略曰：

　　「大都作文字，其間有幹著說善惡，可以為勸戒者，必當明白其詞，善惡煥然，使為惡者稍知戒，為善者稍知勸，是亦文章之用也。豈當學聖人作《春秋》，隱奧微婉，使後人傳之、注之尚未能通，疏之又疏之尚未能盡，以至為說、為解、為訓釋、為論議，經千餘年而學者至今終不能貫徹曉了。弼謂如《春秋》者，惟聖人可為，降聖人而下皆不可為，為之亦不復取信於後矣。學者能約《春秋》大義，立法立例，善則褒之，惡則貶之，苟有不得已須當避者，稍微其詞可也，不宜使後人千餘年而不知其意也。若善不能勸，惡不能戒，則是文字將何用哉？既書之而惡者自不戒，善者自不勸，則人之罪也，于文何過哉？弼常病今之人，作文字無所發明，但依違模棱而已。人之為善固不易，有遭讒毀者，有被竄斥者，有窮困寒餓者，甚則誅死族滅。而執筆者但求自便，不與之表顯，誠罪人也。人之為惡者，必用奸謀巧詐，貨賂朋黨，多方以逃刑戮，況不止刑戮是逃，以至子子孫孫享其餘蔭而不絕，可謂大幸矣。執筆者又憚之，不敢書其惡，則惡者愈惡，而善人常沮塞不振矣。君子為小人所勝所抑者，不過祿位耳。惟有三四寸竹管子，向口角頭褒善貶惡，使善人貴，惡人賤，善人生，惡人死，須是由我始得，不可更有所畏怯而噤默，受不快活也。向作《希文墓誌》，蓋用此法，但恨有其意而無其詞，亦自謂希文之善稍彰，奸人之惡稍暴矣。今永叔亦雲：『胸臆有欲道者，誠當無所避，皎然寫之，泄忠義之憤，不亦快哉！『則似以弼之說為是也。然弼之說，蓋公是公非，非于惡人有所加諸也，如《希文墓誌》中，所詆奸人皆指事據實，盡是天下人聞知者，即非創意為之，彼家數子皆有權位，必大起謗議，斷不恤也。」

　　初，寶元、慶曆間，范公、富公、歐陽公，天下正論所自出。范公薨，富公、歐陽公相約書其事矣。歐陽公後複不然，何也？予讀富公之書至汗出，尚以《春秋》之誅為未快，嗚呼，可畏哉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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