邵氏聞見後錄(90)_邵博

九〇

　　唐鄭元祐使突厥，說頡利曰：「唐與突厥，風俗不同，突厥雖得唐地，不能居也。今虜掠所得，皆入國人，于可汗何有？不如旋師，複修和親，可天跋涉之勞，坐受金幣，又皆入可汗府庫。孰與棄兄弟積世之歡，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？」

　　頡利說，引精騎數十萬還。元祐自義寧以來，五使突厥，幾死者數矣。本朝慶曆二年，北虜以重兵壓境，欲得關南十縣，其勢不測。富韓公報使，謂虜主曰：「北朝與中國通好，則人主專其利，而臣下無所護。若用兵，則利歸臣下，而人主任其禍，故北朝諸臣，爭勸用兵者，此皆其身謀，非國計也。」

　　虜主驚曰：「何謂也？」

　　公曰：「晉高祖欺天叛君，而求助於北，末帝昏亂，神人棄之。是時中國狹小，上下離叛，故契丹全師獨克。雖虜獲金幣，充牣諸臣之家，而壯士健馬，物故大半。此誰任其禍者？今中國提封萬里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，法令修明，上下一心，北朝欲用兵，能保其必勝乎？」

　　曰：「不能。」

　　公曰：「勝負未可知，使其勝，所亡士馬，群臣當之歟，抑人主當之歟？若通好不絕，歲幣盡歸人主，臣下所得，止奉使者，歲一二人耳，群臣何利焉？」

　　虜主大悟，首肯者久之。是亦鄭元祐之議也。如富公則終身不自以為功，或面贊使虜之事，公必變色退避不樂。東坡書《顯忠尚德之碑》，首著公使虜事，今天下誦之，然非公意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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