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國近百年政治史(70)_李劍農

七〇

　　▼四　鐵道國有政策的反響

　　革命與立憲的運動，本是由東西帝國主義的壓迫促起的。在辛亥年的夏秋間，有一件與黃花崗烈士殉難同認為武昌起義導火線的事件，所謂鐵道國有政策，原於帝國主義投資的競爭而生的，不可不敘述一下。

　　自日本戰勝俄國後，日本的國威膨脹，加入世界帝國主義者的隊伍，與他們並駕爭趨，想執中國問題的牛耳；西方的帝國主義者，看見日本的來勢兇猛，對於侵略中國的方針也發生變動。如日英同盟的改訂（一九〇五年八月），日法協約（一九〇七年六月）、日俄協約（一九〇七年七月）的成立，日美照會（一九〇八年十一月）的宣佈等，都是日本和西方列強整理步調的動作。及日俄兩國在滿蒙進行囊括的計劃過於猛烈時，美國有些眼熱，便向各列強提出一種「滿鐵中立案」，想牽制日俄的行動；結果滿鐵中立案失敗，反促起日俄的結合，於是有日俄第二次的協約（成立於一九一〇年並有密約）成立。（第二次日俄協約的成立，最驚動國人耳目，革命、立憲兩黨的運動積極猛進，都因感受這種局勢的危急。）美國自「滿鐵中立案」失敗後轉變方針，另采一種聯合投資政策。此時清政府因為要粉飾新政，處處需錢，財政又日趨窮迫；一班貪婪的少年親貴擁著一個貪而且庸的奕劻，更相互以斂殖私財為事；聽到一班獵官的新人物，貢獻他們一種「利用外資，開發實業」的政策，就喜歡的了不得，於是內外湊合，在辛亥年春夏的幾個月間，外債驟增約二萬萬；其最著者為：

　　英、美、德、法四國銀行團幣制借款一千萬鎊（即一萬萬元，三月十七日成立）；

　　日本鐵道公債一千萬元（三月二十四日成立）；

　　英、美、德、法四國銀行團川漢、粵漢鐵道借款六百萬鎊（六千萬元）。

　　主持這些借款的重要人物，就是載澤和盛宣懷。載澤之妻與光緒帝后（此時稱太后矣）為姊妹，在親貴中勢力很大，任度支大臣，總攬財政全權；盛宣懷本是由張之洞卵翼而得勢的，（甲午戰爭時，盛為天津關道，因犯貪污賣國之嫌，為輿論所攻擊，奉旨開缺查辦。此時任查辦者為北洋大臣王文韶、南洋大臣張之洞；王本袒盛，張則素惡盛，盛因乞張保全。張此時因辦漢陽鐵政局[即漢冶萍公司前身]，虧空公款六百余萬，受戶部切責。乃謂盛曰：汝若接辦鐵政局為我彌補虧空，則保汝，否則劾汝。盛不得已允之，並謂鐵政局既有虧空，所出之鐵又無銷路，則負擔太難；若能保舉宣懷辦鐵路，則此事易任。張亦允之，於是遂與王文韶聯銜保盛督辦鐵路，是為盛宣懷與路政發生關係之始。從此盛以路礦致巨富，而漢冶萍公司則虧累日增，陸續借入日債，其權遂落入日本人之手。此則張之洞提倡實業之大功也。）現在夤緣親貴，巴結載澤，任郵傳部大臣，想藉鐵道借款，一面擴充私囊，一面鞏固權位，因投合皇族內閣集權的心理，提出一種鐵道國有政策，于辛亥年四月十一日，用上諭宣佈。四月二十二日，盛乃與英、美、德、法四國銀行團簽訂川漢、粵漢鐵道借款。這便是鐵道國有政策的由來。

　　近五六年來的革命立憲運動，本與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有密切關係，及見政府如此濫借外債不遺餘力，已惹起群眾的大非難。但在四國幣制借款和日本一千萬元借款宣佈時，群眾雖然非難，還沒有發生大風潮，因為這兩項借款，尚與商民無直接的利害衝突。及到鐵道國有政策和川粵漢鐵道借款宣佈後，反抗的大風潮就起來了。原來粵漢鐵道曾由美國合興公司承辦，後以該公司違約，由人民力爭收回，已批准由商民集股自辦，川漢路亦經批准商辦。

　　但是商民的力量，除廣東一省較為充足外，如川、湘等省，股本實難招足，因此在川、湘等省有抽收租股及米鹽捐、房捐等辦法（湖南已收集民股二百余萬元，租股一百二十八萬元，房捐股四萬餘元，湖北、四川未詳），粵省已早修築，川省宜萬一段亦已開工。忽然說要取消商辦案，以國有名義，把權利送給外人，因與各省商民的權利發生直接的衝突，於是反抗之勢如火燎原，不可撲滅了。川、粵、湘、鄂各省紛紛設立保路同志會，一面以各省諮議局為開會反抗的大本營，一面派代表進京，一面電請各省京官援助，於是奏劾盛宣懷的奏摺如雪片飛來。署理川督王人文左袒商民被申飭，湘撫楊文鼎、川督趙爾豐起初也左袒商民，被申飭。

　　盛宣懷倚靠皇族內閣為後盾，絲毫不能動搖，對於各省的反抗集會，並下格殺勿論之諭。日本留學界援助商民，力主「路存與存，路亡與亡」之說，旅美粵僑也開會集議，勢尤憤激，說「粵路股銀，皆人民血汗，當執定成案，有劫奪商路者，格殺勿論」。政府對於反抗的人民，用「格殺勿論」四字，僑商對於政府也用「格殺勿論」四字，可謂針鋒相對。在相持最激烈的當中，湯化龍在北京，見各省京官所上爭路公呈全無效力，曾提出一種調停的辦法：擬定商民股款不向政府索回，作為路股，要求發給股票，並要求郵部許各省商民立查賬會，有稽核鐵路度支之權。

　　但是盛宣懷意在把持，絕對不容商民有干涉權，湯的調定辦法亦無效。此次爭路風潮最激烈的，要算四川人。川代表劉聲元在北京，以為政府大臣皆與盛宣懷一氣，想直向攝政王載灃請願，兩次前往，皆為門役所阻，乃跪地安門外，等候載灃，攔輿遞呈，令逮交步軍統領衙門訊究；步軍統領衙門把他釋放了，他又向奕劻上書，於是令步軍統領衙門將他解回原籍，旅京川人紛紛集合哭送。這是川人在北京爭路的情形。至於在四川省內的情形，尤為好看：七月初一日，保路同志會議決罷市，商民每家皆供光緒帝牌位，舉哀號哭；各國領事見勢不佳，照會政府請設法保護；趙爾豐也恐怕惹起大亂來，與將軍玉岷聯名奏請川路暫歸商辦；奉旨申飭，不許。端方因奏劾趙爾豐庸懦無能、敗壞路事，乃命端方自湖北帶兵入川查辦。

　　七月十五日，川人聽說端方帶兵入川，舉代表往督署，求阻端方。趙爾豐因前此容納商民意見，被端方藉為口實，負氣不過問；代表再四要求，乃將代表蒲殿俊（諮議局議長）、鄧孝可（法部主事）、顏楷（股東會會長、翰林院編修）、羅綸、胡嶸等拘禁署中；人民相率至署求釋放，被衛兵開槍擊殺多人。趙因電奏川人以爭路為名，希圖獨立，意在變亂，與路事無涉；清政府命嚴飭新舊各軍，相機剿辦，近省民團多為官兵所焚殺。這是四川省內爭路的情形。

　　此次爭路風潮，當然有革命黨人在裡面煽動，但是若與商民沒有直接的利害關係，煽動未必有這大的效力。自此風潮發生以來，與革命黨人素無關係的商民，也不知不覺趨向革命黨方面來了。革命黨刻刻乘機待發，立憲黨亦已失望，一般商民又積憤無可伸雪，於是只等武漢炮響，愛新覺羅氏相傳二百六十八年的金交椅，就此顛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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