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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一


  三、湘軍的精神

  日人稻葉君山說曾國藩的湘軍,並不是勤王之師,其目的全在維持名教,實無異於一種宗教軍;此說大概是對的。但說曾氏無一語及于勤王,則非事實。太平軍攻下南京後,曾氏與江忠源書,說:「……逆賊在金陵恐不遽去;扼天下之喉,鹽漕兩事,不復可問;而京師餉項支絀,實有日不能支之勢。為人臣子,一籌莫展,清夜自維,能無愧死。……」這不是表示要勤王的意思麼?我們須知道:勤王忠君,就是所謂「名教」的一部分;既說他是以維持名教為目的,又說他不是勤王之師,這是稻葉氏未能看清「名教」兩字的內容。曾氏討粵匪的檄文說:

  ……粵匪竊外夷之緒,崇天主之教,自其偽君偽相,下逮兵卒賤役,皆以兄弟稱之,謂惟天可稱父,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,凡民之母皆姊妹也。農不能自耕以納賦,而謂田皆天王之田;商不能自賣以取稅,而謂貨皆天王之貨;士不能誦孔子之經,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,《新約》之書。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,一旦掃地蕩盡,此豈獨我大清之變,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,我孔子孟子所痛哭于九原,凡讀書識字者,又烏可袖手安坐,不思一為之所也。

  自古生有功德,沒則為神,王道治明,神道治幽,雖亂臣賊子,窮凶極惡,亦往往敬畏神祗,李自成至曲阜不犯聖廟;張獻忠至梓潼,亦祭文昌。粵匪焚郴州之學官,毀宣聖之木主,十哲兩廡,狼藉滿地;自是所過郡縣,先毀廟宇;即忠臣義士,如關帝岳王之凜凜,亦皆污其官室,殘其身首,以至佛寺道院,城隍社壇,無廟不焚,無像不滅,斯又鬼神所共憤怒,欲一雪此恥於冥冥中者也。

  稻葉氏因為檄文中沒有罵洪秀全反叛皇帝,只罵他破壞名教,破壞舊道德舊宗教,便說他是一種宗教軍,而不是勤王軍。其實維持名教,便是尊王。故說湘軍含有宗教軍的精神是不錯的,說他不是勤王軍則誤。當時中國士大夫階級的大多數,都是籠蓋在舊道德舊宗教之下;就是非士大夫階級的群眾,也是一樣。再看得深透一點,便是太平軍中的名將忠王李秀成,與其說是信服洪氏的天主神權說,毋寧說是全為名教的精神所涵濡;李氏的名教精神在他的供狀中隨處流露,如說:「天王加封我與陳玉成二人……那時我為合天侯,任副掌率之權,提兵符之令;我是為兵出身,任大責重;見國亂紛紜,主又蒙塵,盡臣心力而奏諫。……」又如說:「主與我母,被困在京,那時我在全邑(即全椒),日夜流涕。」又如說:「我主不問政事,只是教臣認識天情,自有升平之局。……嚴詔下頒,令我領本部人馬,去取蘇、常,限我一月回奏。人生斯世,既為其用,不得不從。……」又說:「……天王迷信過深,竟說天父天兄自能佑助,不必將政事辦好……後來人心亂了,糧食盡了,還是講天話,全靠天心,不挽回大局。」

  李氏攻陷杭州後,清政府的浙撫王有齡死節,李氏優禮送王櫬回鄉,說:「各扶其主,各有一忠。……生各扶其主,兩家為敵,死不與為仇。」這不是李忠王的腦筋裡面名教的觀念多於神權的觀念麼?然而李忠王的價值並不因此而有增減。曾國藩既是舊道德中的人物,他所吸引的一班同志也是和他一樣,自然都是以維持名教為己任,不容異教的天主神權說來破壞社會的秩序。我們須知人類雖然是進化的動物,進化的程序是有時間性的。我們研究歷史,不要忘了這個時間性去下判斷。

  當時多數人既時浸漬在名教的觀念之中,所以洪氏的天主神權說不能為社會所容,他們的天國平均制度也不能為人所承認。至於他們的排滿主義,仿佛可以鼓動一部分人士,但當鴉片戰爭失敗不久後,一般人痛恨「洋鬼子」的心理尚未全消,用洋鬼子的洋教來排滿,反把排滿主義的效力打消了;所以,太平軍的神權主義,在時間性上是必失敗的。曾氏的名教維持主義,還是時間性上的寵兒,就是到了甲午以後,還有許多人以瀆亂聖經排擠康、梁,何況在甲午以前數十年的曾國藩,安得不用名教來抵抗洋教呢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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