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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校《複餘子積論性書》


  竊觀尊兄前後論性,不啻數十萬言,然其大意,不過謂性合理與氣而成,固不可指氣為性,亦不可專指理為性。氣雖分散萬殊,理常渾全。同是一個人物之性,不同正由理氣合和為一,做成許多般來。在人在物固有偏全,而人性亦自有善有惡。若理則在物亦本無偏,在人又豈有惡耶?中間出入古今,離合經傳,自成一家,以補先儒之所未備,足以見尊兄之苦心矣。苟非聰明才辨,豈易能此。然於愚意竊有未安。曩嘗妄謂尊兄論性雖非,其論理氣卻是。近始覺得尊兄論性之誤,正坐理氣處見猶未真耳。

  理在天地間,本非別有一物,只就氣中該得如此便是理。人物之性,又從何來?即天地所賦之理,亦非別有一物,各就他分上合當恁地便是。試于日用間常自體驗,合當恁地,便是氣稟汩他,物欲汙他,自然看得潔潔淨淨,不費說辭矣。尊兄謂理常渾淪,氣才有許多分別出來。若如愚見,則理氣元不相離,理渾淪只是一個,氣亦渾淪本只一個,氣分出許多,則理亦分出許多。混沌之時,理同是一個,及至開闢一氣,大分之則為陰陽,小分之則為五行,理隨氣具,各各不同,是故在陽則為健,在陰則為順,以至為四德,為五常,亦複如是,二五錯綜,又分而為萬物,則此理有萬其殊矣。

  理雖分別有許多,究竟言之,只是一個該得如此。蓋既是該得如此,則在這裡便該得如此,在那裡又該得如彼,總是一個該得如此,做出千萬個該得如此底出來。所當然字說不盡,故更著所以然也。理者氣之主,今曰理隨氣具,各各不同,氣顧為理之主耶?曰此理所以為氣之主也,變化無方,大與為大,小與為小,常活潑潑,故曰理一而分殊。嘗自其分殊者而觀之,健不可以為順,順亦不可以為健,四德五常以至萬物之理,各不能相通,此理疑若滯于方所矣。不知各在他分上,都是該得如此,大固無餘,小亦無欠,故能隨在具足,隨處充滿,更無空闕之處。若合而不可分,同而不復異,則是渾淪一死局,必也常混沌而後可耳。

  天地者,陰陽五行之全體也,故許多道理,靜則沖漠渾淪,體悉完具,動則流行發見,用各不同。人物之性,皆出於天地,何故人得其全,物得其偏?蓋天地之氣,其渣滓為物,偏而不備,塞而不通,健順五常之德,不復能全,但隨形氣所及而自為一理。飛者於空,潛者泳川,蠢動自蠕。草木何知,亦各自為榮瘁,不相假借陵奪。而能若蜂蟻之君臣,虎狼之父子,騶虞之仁,神羊之義,乃其塞處有這一路子開,故只具得這些子,即此一些子,亦便是理。鳥之有鳳,獸之有麟,鱗之有龍,介之有龜,皆天地間氣所出,畢竟是渣滓中精英,故終與人不相似也。人稟二五精英之氣,故能具得許多道理,與天地同然。惟聖人陰陽合德,純粹至善,其性無不全,可以位天地,育萬物。自大賢以下,精英中不能無渣滓,這個性便被他蔽隔了。各隨其所得渣滓之多寡,以為等差,而有智愚賢不肖之別。畢竟性無不同,但精英中帶了些渣滓,故學以變化其氣質,則渣滓渾化,可以複性之本體矣。

  夷狄之類,雖與人同,地形既偏,受氣亦雜,去禽獸不遠。聖人用夏變之,亦可進為中國,終不能純也。鳥不可以為鳳,獸不可以為麟,其類異也。鱗或有可為龍者,其形雖異,而氣有相通耳。人與聖人本同一類,形既本同,其心豈容獨異?其心同則其性亦同,豈有不可至之理?故學而不至於聖人,皆自暴自棄者也。理同是一個該得如此,何故精英便具得許多,渣滓便具不得許多?蓋理無為,雖該得如此而不能如此,其敷施發用都是氣;氣雖能如此而又未必盡如此,蓋氣滯於有而其運又不齊,不能無精英渣滓。精英則虛而靈,故妙得這個理,渣滓則塞而蠢,故不能妙這個理。然理無不在,故渣滓上亦各自有個理。

  人身小天地,但觀吾身,便可見萬物。人身渾是一團氣,那渣滓結為軀殼,在上為耳目,在下為手足之類;其精英之氣,又結為五臟於中,肝屬木,肺屬金,脾屬土,腎屬水,各得氣之一偏,亦與軀殼無異,故皆不能妙是理。心本屬火,至虛而靈,二五之秀所萃,乃精英中之最精英者,故健順五常之德鹹備,而百行萬善皆由是而出焉。就軀殼上論,亦各有個道理,若五臟之相生相剋,手容之恭,足容之重,耳之聰,目之明,有個能如此的氣,便有個該得如此的做出來,夫子所謂一以貫之也。古語雲「人者天地之心」,又曰「人官天地命萬物」,皆謂此也。

  尊兄謂「理在萬物,各各渾全,就他分上該得處皆近於一偏,而不得謂之理」,則是此理淪於空虛,其於老氏所謂「無有入無間」,釋氏所謂「譬如月影散落萬川,定相不分,處處皆圓」者,何以異哉!自堯、舜以來,都不曾說別個道理,先說個中,所謂中,只是一個恰好也。在這事上,必須如此,才得恰好,在那事上,必須如彼,才得恰好,許多恰好處,都只在是心上一個恰好底理做出來。故中有不偏不倚、無過不及之名,所論「恰好」,即「該得如此」之異名,豈可認此理為虛空一物也?

  古聖賢論性,正是直指當人氣質內各具此理而言,故伊川曰:「性即理也。」告子而下,荀、揚、韓諸人,皆錯認氣質為性,翻騰出許多議論來,轉加鶻突。今尊兄又謂性合理與氣而成,則恐昧於形而上、下之別。夫子曰「一陰一陽之謂道」,又曰「易有太極」,皆在氣上直指此理而言,正以理氣雖不相離,然亦不曾相雜,故又曰「形而上者謂之道,形而下者謂之器。」若性合理氣而成,則是形而上、下者可以相雜。理在天地間,元不曾與氣雜,何獨在人上便與氣相雜?更願尊兄于此加察。

  然此亦非出於尊兄,先儒謂有天地之性,有氣質之性,分作兩截說了,故尊兄謂既是天地之性,只當以理言,不可遽謂之性,氣質之理,正是性之所以得名,可見理與氣質合而成性也。竊嘗考諸古聖賢論性有二:其一以性與情對言,此是性之本義,直指此理而言。或以性與命對言,性與天道對言,性與道對言,其義一也。古性情字皆從心從生,言人生而具此理於心,名之曰性,其動則為情也。此于六書,屬會意,正是性之所以得名。其一以性與習對言者,但取生字為義,蓋曰天地所生為性,人所為曰習耳。性從生,故借生字為義,程子所謂生之謂性,止訓所稟受者也。此於六書,自屬假借。六書之法,假借一類甚多,後儒不明,訓釋《六經》多為所梗,費了多少分疏,尊兄但取字書觀之,便自見得,今不能詳也。

  《六經》言性,始于成湯,伊尹《湯誥》:「惟皇上帝,降衷於下民,若有恆性。」此正直指此理而言。夫子《易大傳》曰:「乾道變化,各正性命。」又曰:「繼之者善也,成之者性也。」子貢謂「夫子之言性與天道,不可得而聞」,子思述之於《中庸》曰:「天命之謂性。」孟子道性善,實出於此。其曰:「乃若其情,則可以為善矣。」乃所謂善也,又發明出四端,又謂「君子所性仁義禮智,根於心」,可謂擴前聖所未發,忒煞分明矣。伊尹曰「習與性成」,《論語》曰「性相近也,習相遠也」,《家語》謂「少成若天性,習慣如自然」,可見這性字但取天生之義。《中庸》論天命之謂性,又曰「自誠明謂之性,自明誠謂之教」,孟子道性善,又曰「堯、舜性之,湯、武反之」,皆與前性字不同,雖不與習對說,然皆以天道、人道對言,可見二性字元不同也。

  先儒只因「性相近也」一句,費了多少言語分疏,謂此性字是兼理與氣質來說,不知人性上不可添一物,才帶著氣質,便不得謂之性矣。荀子論性惡,楊子論性善惡混,韓子論性有三品,眾言淆亂,必折諸聖。若謂夫子「性相近」一言,正是論性之所以得名處,則前數說皆不謬于聖人,而孟子道性善,卻反為一偏之論矣。孟子道性善,只為見得分明,故說得來直截,但不曾說破性是何物,故荀楊韓諸儒又有許多議論。伊川一言以斷之,曰「性即理也」,則諸說皆不攻自破矣。孟子道性善,是擴前聖所未發,明道何以又謂「論性不論氣不備,論氣不論性不明,二之則不是」?

  蓋孟子只說人性之善,卻不曾說人有不善,是被氣稟蔽了他,其論下手處,亦只是說存心養性,擴充其四端,不曾說變化氣質與克治底功夫,故明道謂「論性必須說破氣質」,蓋與孟子之言相發明也。但明道又謂「善固性也,惡亦不可不謂之性,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,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」,此則未免失之太快矣。噫,人性本善,何得有惡?當其惡時,善在何處?此須著些精彩看。上天之載,無聲無臭,其在吾人,性之本體,亦複如是。性上添不得一物,只為他是純粹至善底。聖人氣稟淳厚,清明略無些渣滓,但渾是一團理,莊生所謂「人貌而天」,曾子所謂「江漢以濯之,秋陽以暴之,皓皓乎不可尚已」。自大賢以下,才被些氣稟與物欲夾雜,便生出惡來。惡乃氣稟物欲所為,自與吾性無與,故雖蔽固之深,依然有時發見,但不能當下識取,又被氣稟物欲汩沒了他,不能使之光明不蔽耳。人性惟善是真實,一切諸惡,盡成虛妄,非吾性之固有。若當惡念起時,與他照勘,窮來窮去,便都成空矣。夫學而見性不明,則無必為聖賢之志,故尊兄汲汲于論性,然觀尊兄所論,反能沮人進修。

  記曩在南都,交遊中二三同志,咸樂聞尊兄之風而嚮往焉。至出性書觀之,便掩卷太息,反度尊兄自主張太過,必不肯回。純甫面會尊兄,情不容已,故複具書論辨。其說理氣處,固不能無差,但尊兄斥之以為悖謬,則太過矣。至其所疑尊兄以言語妨進修,以文義占道理,失本末先後之序,所引橫渠云云者,則皆明白痛快。尊兄謂宜置之坐隅,卻乃忽而不省,豈言逆於心,故尊兄未必肯求諸道邪?因記昔年張秀卿曾有書辨尊兄,其言失之籠侗,而尊兄來書極肆攻詆,如與人廝罵一般。似此氣象,恐於眼面前道理先自蹉過,不知所講是個甚底,將來大用,豈能盡用天下之言?切願尊兄虛心平氣,以舜之好問而好察邇言、顏子之以能問於不能、以多問於寡、有若無、實若虛為法,校辱知愛,敢獻其一得之愚,而尊兄擇焉。

  木必有根,然後千枝萬葉有所依而立。水必有源,然後千流萬派其出無窮。國必有君,家必有主,然後萬事可得而正。天生吾人,合下付這道理,散見於日用事物,而總具於吾心,必先常常提省此心,就逐事上一一窮究其理而力行之。根本既立,則中間節目雖多,皆可次第而舉。若不于心地上用功,而徒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,正恐茫無下手處。此心不存,一身已無個主宰,更探討甚道理?縱使探討得來,亦自無處可安頓,故有童而習之,皓首而無成者。古人知行只是一事,方其求知之始,正欲以為力行之資,及其既知,則遂行之而不敢緩。

  今人於行且放寬一步,只管去求知,既知得來,又未必著實去踐履,故有能說無限道理,而氣質依然只是舊人者。聖賢之書,都只是說吾心所固有底,只因迷而不知,故聖賢為之指示。譬如有人不識日月,得明者以手指之,只看日月,便是了然。今不去看日月,卻只管來指上看,看來看去,有甚了期!豈惟不議日月,連指亦不識矣。讀聖賢之書,正宜反求諸身,自家體貼得這道理去做,若只管鑽研紙上,此心全體都奔在書冊上。孟子曰:「學問之道無他,求其放心而已矣。」今因學問至於放其心而不知求,豈不重可哀哉!

  已上所言,皆近世俗學之通弊,尊兄親受業于敬齋之門,必不至於有差,但有所疑,不敢不自竭耳。狂瞽之見,率爾妄言,不能保無紕繆,尊兄不棄而終教之,不有益於高明,則必有益於淺陋矣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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