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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張爾公論茅鹿門批評八家書

鹿門八家之選，其旨大略本之荊川、道思。然其圈點勾抹多不得要領，故有腠理脈絡處不標出，而圈點漫施之字句之間者，與世俗差強不遠。至其批評謬處，姑舉一二。 　　如昌黎《張中丞傳後序》「不載雷萬春事首尾，與南霽雲乞救賀蘭兩不相蒙」，而鹿門以為雷萬春疑當作南霽雲。若乞救之事照應此句以補李翰之不載，則非矣。 　　《曹成王碑》，以其穿鑿生割為昌黎之務去陳言，豈昌黎之文從字順者，猶有陳言之未去乎？蓋不知昌黎之所謂陳言者，庸俗之議論也，豈在字句哉！ 　　《羅池廟碑》，謂其不載柳州德政，載其死而為神一節似狎而少莊。按碑中所載民業有經以下，德政可謂至矣！豈必如俗文之件系毛舉，然後謂之莊耶？ 　　《孔司勳志》，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，蔔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，從蔔人言不祔。鹿門：按附志前夫人所以不及祔葬舅姑兆次之故，而不詳與司勳合葬處，不可曉。志言前夫人已祔葬舅姑兆次，今欲遷葬與司勳合而蔔人不可，故不合葬，本自明曉，不知鹿門如何讀也。 　　《孟貞曜志》，愈走位哭，且召張籍會哭，諸嘗與往來者鹹來哭吊韓氏，按《檀弓》，伯高之赴，孔子曰：「夫由，賜也見我，吾哭諸賜氏」，遂命子貢為之主。故東野之喪，昌黎立位於家，其嘗與往來者哭吊于韓氏也。鹿門韓氏不知何人，豈不知此禮耶？柳州貶後諸書，鹿門謂蘇子瞻安置海外時詩文殊自曠達，蓋由子瞻深悟禪宗，故獨超脫，較子厚相隔數倍。蓋子瞻之謫，為奸邪所忌，而子厚之謫，人且目之為奸邪。心事不白，出語悽愴，其所處與子瞻異也。若論禪宗，子厚未必讓於子瞻耳。 　　《與顧十郎》，書子厚為顧少連所取士，十郎乃少連子也。於座主之門，故稱門生。書中顯贈榮諡，揚於天官，敷於天下。已明言少連之死。而鹿門其書似非對座主之言，是尚疑十郎為座主也。歐公謂正統有時而絕，此是確論。鹿門特以為統之在天下未嘗絕也。如此必增多少附會，正統之說，所以愈不明也。鹿門謂江鄰幾文不傳，當非其文之至者，而歐陽公序之，只道其故舊凋落之意，隱然可見。 　　按序中言其學問通博，文辭雅正深粹，而論議多所發明，詩尤清澹閑肆可喜，許之亦至矣。如尹師魯之文，歐公只稱簡而有法，亦可非其文之至者乎？薛簡肅初舉進士為州第一，讓其裡人王嚴而居其次。鹿門，宋制舉進士何以得讓？宋制解試雖有主文考校，然尚有鄉舉裡選之意，故得自相推讓。凡舉子皆謂之進士，其中殿試者謂之及第出身。鹿門不知宋制，而以今制賜進士者當之，故有此疑。 　　《蘇子美志》，其妻于文集則曰：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；於葬則曰：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。皆有著落，句同而意異。鹿門，迭此二句，歐公稚筆而少遒處，不如仍前二句，且綴之曰，死而非歐君者銘其墓，則無以慰其生之交也。信如此，則俗筆套語矣。 　　《張穀墓表》，曆官河南主簿、蘇州觀察推官、開封府士曹參軍，遷著作佐郎、知陽武縣、通判眉州，累遷屯田員外郎，複知陽武縣。鹿門，宋制，以觀察推官徙參軍，而知陽武縣，又以通判眉州入為員外郎，而複知陽武，可見當時重令職如此。按宋制，未改京朝官，謂之縣令。已改京朝官，方謂之知某縣。張谷初知陽武，其京朝官是著作佐郎。再知陽武，其京朝官是屯田員外郎。知縣雖同，而京朝官之崇卑則異。俱未嘗入朝也。鹿門不明宋制耳。 　　《孫之翰志》，初舉進士，天聖五年，得同學究出身，八年再舉進士及第。鹿門，宋舉進士者再。按之翰初舉進士不及第，再舉方得及第，未嘗再也。學究出身，非進士之第耳。 　　《荊公伯夷論》，以不食周粟為誣，識力非流俗可及。鹿門，論伯夷處，未是千年隻眼。彼之雷同子長者，豈皆隻眼乎？至其去取之間，大文當入小文可去者，尚不勝數也。 　　觀荊川與鹿門論文書，底蘊已自和盤托出，而鹿門一生僅得其轉折波瀾而已。所謂精神不可磨滅者，未之有得。緣鹿門但學文章，于經史之功甚疏，故只小小結果其批評又何足道乎？不知者遂與荊州道思並稱，非其本色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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