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夷待訪錄·取士上

取士上

　　取士之弊，至今日制科而極矣。故毅宗嘗患之也，為拔貢、保舉、准貢、特授、積分、換授，思以得度外之士。乃拔貢之試，猶然經義也，考官不遣詞臣，屬之提學，既已輕于解試矣。保舉之法，雖曰以名取人，不知今之所謂名者何憑也，勢不得不雜以賄賂請托。及其捧檄而至，吏部以一義一論試之，視解試為尤輕矣。准貢者用解試之副榜，特授者用會試之副榜。夫副榜，黜落之餘也。其黜落者如此之重，將何以待中式者乎？積分不去貲郎，其源不能清也；換授以優宗室，其教可不豫乎！凡此六者，皆不離經義，欲得勝於科目之人，其法反不如科目之詳，所以徒為紛亂而無益于時也。

　　唐進士試詩賦，明經試墨義。所謂墨義者，每經問義十道，五道全寫疏，五道全寫注。宋初試士，詩、賦、論各一首，策五道，帖《論語》十帖，對《春秋》或《禮記》墨義十條，其九經、五經、三禮、三傳、學究等，設科雖異，其墨義同也。王安石改法，罷詩賦、帖經、墨義，中書撰大義式頒行，須通經、有文采，乃為中格，不但如明經、墨義、粗解章句而已。然非創自安石也，唐柳冕即有「明《六經》之義，合先王之道者以為上等，其精於傳注與下等」之議。權德輿駁曰：「注疏猶可以質驗，不者，有司率情，上下其手，既失其末，又不得其本，則蕩然矣。」其後宋祁、王珪累有「止問大義，不責記誦」之奏，而不果行，至安石始決之。

　　故時文者帖書、墨義之流也。今日之弊，在當時權德輿已盡之。向若因循不改，則轉相模勒，日趨浮薄，人才終無振起之時。若罷經義，遂恐有棄經不學之士，而先王之道益視為迂闊無用之具。謂當複墨義古法，使為經義者全寫注疏、大全、漢宋諸儒之說，一一條具於前，而後申之以己意，亦不必墨守一先生之言。由前則空疏者絀，由後則愚蔽者絀，亦變浮薄之一術也。

　　或曰：「以誦數精粗為中否，唐之所以賤明經也，寧複貴其所賤乎？」曰：「今日之時文，有非誦數時文所得者乎？同一誦數也，先儒之義學，其愈於餖飣之剿說亦可知矣。非謂守此足以得天下之士也，趨天下之士于平實，而通經學古之人出焉。昔之詩賦亦何足以得士！然必費考索，推聲病，未有若時文，空疏不學之人皆可為之也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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