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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潘次耕劄之一


  接手書,具感急難之誠,尤欽好學之篤。顧惟鄙劣,不足以裨助高深,故從遊之示,未敢便諾。今以天下之大,而未有可與適道之人,如炎武者,使在宋、元之間,蓋卑卑不足數,而當今之世,友今之人,則已似我者多,而過我者少。俗流失,世壞敗,而至於無人如此,則平生一得之愚,亦安得不欲傳之其人,而望後人之昌明其業者乎?

  凡今之所以為學者,為利而已,科舉是也。其進於此,而為文辭著書一切可傳之事者,為名而已,有明三百年之文人是也。君子之為學也,非利己而已也,有明道淑人之心,有撥亂反正之事,知天下之勢之何以流極而至於此,則思起而有以救之。不敢上援孔、孟,且六代之末,猶有一文中子者,讀聖人之書,而惓惓以世之不治,民之無聊為亟。沒身之後,唐太宗用其言以成貞觀之治,而房、杜諸公皆出於文中子之門。雖其學未粹于程、朱,要豈今人之可望哉。仰惟來旨,有不安於今人之為學者,故先告之志以立其本。惟願刻意自厲,身處於宋元以上之人與為師友,而無狥乎耳目之所濡染者焉,則可必其有成矣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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