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知錄·新唐書

新唐書

　　《舊唐書·高宗紀》：「乾封元年春正月戊辰朔，上祀昊天上帝于泰山，以高祖、大宗配饗。己巳，升山行封禪之禮。庚午，禪於社首。」是以朔日祭天於山下，明日登封，又明日禪社首，次序甚明。《新書》改雲：「正月戊辰封于泰山，庚午禪於社首。」是以祭天、封山二事並為一事，而系於戊辰之日，文雖簡而事不核矣。

　　《天后紀》：光宅元年四月癸酉，遷廬陵王于房州。丁醜，又遷於均州，垂拱元年三月丙辰，遷廬陵王于房州。《中宗紀》：嗣聖元年正月，廢居於均州，又遷于房州。按《舊書》：嗣聖元年二月戊午，廢皇帝為廬陵王，幽於別所。四月丁醜，遷廬陵王於均州。垂拱元年三月，遷廬陵王于房州，《中宗紀》亦同，而以四月為五月，然無先遷房州一節。疑《舊史》得之歐公，蓋博采而誤。《代宗紀》上書「四月丁卯，幽皇后于別殿」；下書「六月辛亥，追廢皇后張氏」。曰「追廢」，則張後之見殺明矣。而不書其死，亦為漏略。

　　《文宗紀》：「太和九年十一月任戌，李訓及河東節度使王璠、邠甯節度使郭行余、禦史中丞李孝本、京兆少尹羅立言，謀誅中官，不克，訓奔於鳳翔。」下雲：「左神策軍中尉仇士良殺王涯、賈餗、舒元輿、李孝本、羅立言、王璠、郭行餘。」而獨于李訓不言其死，況訓乃走人終南山，未至鳳翔，亦為未當。《藝文志》：「蕭方《三十國春秋》三十卷。」當作「蕭方等」，乃梁元帝世子，名方等。

　　《新唐書》志，歐陽永叔所作，頗有裁斷，文亦明達。而列傳出宋子京之手，則簡而不明。二手高下，迥為不侔矣。如《太宗長孫後傳》：「安業之罪，萬死無赦，然不慈於妾，天下知之。」改曰：「安業罪死無赦，然向遇妾不以慈，戶知之。」意雖不異，而「戶知之」三字殊不成文。又如《德宗王后傳》：詔曰：「祭筵不可用假花果，欲祭者從之。」改曰：「有詔祭物無用寓，欲祭聽之。」不過省《舊書》四字，然非注不可解也。

　　史家之文，例無重出。若不得已而重出，則當斟酌彼此，有詳有略，斯謂之簡。如崔沔駁太常議加宗廟籩豆，其文兩載於本傳及《韋稻傳》，多至二三百言。又如來濟與高智周、郝處俊、孫處約四人言志，及濟領吏部，遂以處約為通事舍人，兩見於本傳及《高智周傳》；而石仲覽一人，一以為宣城，一以為江都。此而忽之，則亦不得謂之能簡矣。

　　《楊瑒傳》言：「有司帖試明經，不質大義，乃取年頭月日、孤經絕句。」帖試之法，用紙貼其上下文，止留中間一二句，困人以難記。年頭如元年、二年之類，月日如十有二月乙卯之類。如此則習《春秋》者益少矣，故請帖平文。今改曰「年頭日尾」，屬對雖工，而義不通矣。

　　《嚴武傳》：「為成都尹、劍南節度使。房琅以故宰相為巡內刺史，武慢倨不為禮，最厚杜甫，然欲殺甫數矣。李白作《蜀道難》者，乃為房與杜危之也。」此宋人穿鑿之論。李白《蜀道難》之作，當在開元、天寶間。時人共言錦城之樂，而不知畏途之險、異地之虞，即事成篇，別無寓意。及玄宗西幸，升為南京，則又為詩曰：「誰道君王行路難，六龍西幸萬人歡。地轉錦江成渭水，天回玉壘作長安。」一人之作前往不同如此，亦時為之矣。

　　《張孝忠傳》：「孝忠魁偉，長六尺。」《李晨傳》：「長六尺。」古人以六尺為短，今以六尺為長，於他書未見。

　　《舊書·段秀實傳》：「陰說大將劉海賓，何明禮、姚令言判官歧靈岳，同謀殺Г，以兵迎乘輿。三人者，皆秀實夙所獎遇。」此渭姚令言之判官歧靈岳，與海賓、明禮為三人耳。按文，「姚令言」上當少一「及」字。《新書》遂謂：「結劉海賓、姚令言、都虞候何明禮，欲圖Г。此三人者，皆秀實素所厚。」而下文方雲大吏岐靈嶽。令言，賊也，安有肯同秀實之謀者哉？

　　《舊唐書》高仙芝、封常清二傳，並雲四鎮節度使「夫蒙靈詧」，而李嗣業、段秀實二傳則雲：安西節度使「馬靈詧」，《劉全諒傳》則雲安東副都護、保定軍使「馬靈詧」。按《王維集》有《送不蒙都護詩》，注：「不蒙，著官姓也。」古「不」字有「夫」音，「不蒙」當即「夫蒙」，然未知其何以又為「馬」也。《新書》因之，兩姓並見。而《突厥傳》則雲安西節度使「夫蒙靈詧」。《馬總傳》：李師道平，析鄆、曹、濮等為一道，除總節度，賜號天平軍。長慶初，劉總上幽鎮地，詔總徙天平。而召總還，將大用之。會總卒，穆宗以鄆人附賴總，複詔還鎮。上雲詔「總徙天平」，劉總也。下雲「召總還」，馬總也。又雲「會總卒」，劉總也。又雲「鄆人附賴總」，馬總也。此於人之主賓、字之繁省皆有所不當。當雲「詔徙天平」，而去「總」字；其下則雲「會劉總卒」，于文無加，而義明矣。

　　《舊唐書·皇甫鎛傳》附柳泌事雲：「泌系京兆府獄，吏叱之曰：『何苦作此虛矯？』泌曰：『吾本無心，是李道古教我，且雲壽四百歲。』府吏防虞周密，恐其隱化。及解衣就誅，一無變異。」語雖煩而敘事則明。《新書》但雲：「皆道古教我。解衣即刑，卒無它異。」去其中間語，則「它異」二字何所本邪？《曹確傳》：「大宗著令，文武官六百四十三。」按《百官志》「太宗省內外官，定制為七百三十員。」《舊唐書·鄭啟傳》：「昭宗謂有蘊蓄，就常奏班簿側注雲：『鄭啟可禮部侍郎、平章事。」中書胥吏詣其家參謁，啟笑曰：『諸君大誤，使天下人皆不識字，宰相不及鄭五也。』晉吏曰：『出自聖旨特恩，來日制下。』啟抗其手曰：『萬一如此，笑殺他人。』明日果制下。」《新書》改曰：「俄聞制詔下，歎曰：『萬一，然笑殺天下人。』」制已下矣，何萬一之有？《禮樂志》：「貞觀二十一年，詔左丘明、卜子夏、公羊高、谷梁赤、伏勝、高堂生、戴聖、毛萇、孔安國、劉向、鄭眾、賈逵、杜子春、馬融、盧植、鄭康成、服虔、何休、王肅、王弼、杜預、范寧二十二人配享。」《儒學傳》複出此文，而缺賈逵，作二十一人。

　　《林蘊傳》：「泉州莆田人。父披，以臨汀多山鬼淫祠，民厭苦之，撰《無鬼論》刺史樊晃奏署臨汀令。」此當是署令在前，作論在後，而倒其文。凡吳氏《糾謬》所已及者不更論。

　　昔人謂宋子京不喜對偶之文，其作史，有唐一代遂無一篇詔令。如德宗興元之詔，不錄於書。徐賢妃《諫大宗疏》，狄仁傑《諫武后營大像疏》。僅寥寥數言。而韓愈《平淮西碑》則全載之。夫史以記事，詔疏俱國事之大，反不如碑頌乎？柳宗元《貞符》，乃希恩飾罪之文，與相如之《封禪頌》異矣，載之尤為無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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