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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史不立表志


  朱鶴齡曰:「太史公《史記》帝紀之後,即有十表、八書。表以紀治亂興亡之大略,書以紀制度沿革之大端。班固改書為志,而年表視《史記》加詳焉。蓋表所由立,昉于周之譜牒,與紀傳相為出入。凡列侯將相三公九卿,其功名表著者既系之以傳,此外大臣無積勞亦無顯過,傳之不可勝書,而姓名爵裡、存沒盛衰之跡要不容以遽泯,則於表乎載之。又其功罪事實傳中有未悉備者,亦於表乎載之,年經月緯,一覽了如。作史體裁莫大於是。

  而范書闕焉,使後之學者無以考鏡二百年用人行政之節目,良可歎也。其夫始于陳壽《三國志》,而範曄睡之,其後作者又援范書為例,年表皆在所略。不知作史無表,則立傳不得不多:傳愈多,文愈繁,而事蹟或反遺漏而不舉。歐陽公知之,故其撰《唐書》有宰相表,有方鎮表,有宗室世系表,宰相世系表,始複班、馬之舊章雲。陳壽《三國志》、習鑿齒《漢晉春秋》無志,故沈約《宋書》諸志並前代所闕者補之。

  姚思廉《梁、陳二書》、李百藥《北齊書》、令狐德棻《周書》皆無志。皆唐初人,其不著志,以別有修志之敕也,而于志甯、李淳風、韋安二、李延壽別修《五代史志》,詔編第入《隋書》。古人紹聞述往之意,可謂宏矣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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