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知錄·經義論策

經義論策

　　今之經義論策，其名雖正，而最便於空疏不學之人。唐宋用詩賦，雖曰雕蟲小技，而非通知古今之人不能作。今之經義始于宋熙寧中，王安石所立之法，命呂惠卿、王旁等為之。《宋史》：「神宗熙寧四年二月丁已朔，罷詩賦及明經諸科，以經義論策試進士。命中書撰大義式頒行。

　　元祐八年三月庚子。中書省言：「進士禦試答策，多系在外準備之文，工拙不甚相遠，難於考較，祖宗舊制，禦試進士賦詩論三題，施行已遠，前後得人不少。況今朝廷見行文字多系聲律對偶，非學問該洽，不能成章。請行祖宗三題舊法，詔來年禦試，將詩賦舉人複試三題經義。舉人且令試策，此後全試三題。」是當時即以經義為在外準備之文矣。陳後山《談叢》言：「荊公經義行，舉子專誦王氏章句，而不解義。荊公悔之，曰：『本欲變學究為秀才，不謂變秀才為學究也。』」

　　豈知數百年之後，並學究而非其本質乎？此法不變，則人才日至於消耗，學術日至於荒陋，而五帝三王以來之天下，將不知其所終矣。趙鼎言：「安石設虛無之學，敗壞人才。」陳公輔亦謂：「安石使學者不治《春秋》，不讀《史》、《漢》，而習其所為《三經新義》，皆穿鑿破碎無用之空言也。」若今之所謂時文，既非經傳，複非子史，展轉相承，皆杜撰無根之語。以是科名所得十人之中，其八九皆為白徒。而一舉於鄉，即以營求關說為治生之計。於是在州裡則無人非勢豪，適四方則無地非遊客，而欲求天下之安寧，斯民之淳厚，豈非卻行而求及前人者哉？

　　《大祖實錄》：「洪武三年八月，京師及各行省開鄉試。初場《四書》疑問，本經義及《四書》義各一道。第二場論一道。第三場策一道。中式者，後十日，複以五事試之，曰騎、射、書、算、律，騎觀其馳驅便捷，射觀其中之多寡，書通於六義，算通於九法，律觀其決斷。詔文有曰：『朕特設科舉，以起懷才抱德之士，務在經明行修，博通古今，文質得中，名實相稱。其中選者，朕將親策於廷，觀其學識，第其高下，而任之以官。』」伏讀此制，真所謂求實用之上者矣。至十六年，命禮部頒行科舉成式：第一場《四書》義三道，經義四道，未能者許各減一道；第二場論一道，詔浩表內科一道，判語五條；第三場經史策五道，文辭增而實事廢，蓋與初詔求賢之法稍有不同，而行之二百餘年，非所以善述祖宗之意也。

　　《四書》疑猶唐人之判語，設為疑事間之，以觀其學識也。《四書》義猶今人之判語，不過得之記誦而已。苟學識之可取，則劉賞之對止於一篇已足。蓋一代之人才徒以記誦之多，書寫之速，而取其長，則七篇不足為難，而有並作《五經》二十三篇，如崇幀七年之顏茂猷者，亦何稗於經術，何施于國用哉。《實錄》言：「洪武十四年六月丙辰，詔于國子諸生中，選才學優等聰明俊偉之士，得三十七人。命之博極群書，講明道德經濟之學，以期大用，稱之曰老秀才。累賜羅綺襲衣中靴，禮遇甚厚。」是則聖祖所望于諸生者，固不僅以帖括之文。而惜乎大臣無通經之士，使一代籲俊之典但止於斯，可歎也！

　　永樂二十二年十月丁卯，仁廟諭大學士楊士奇等曰：「朝廷所重安百姓，而百姓不得蒙福者由牧守匪人，牧守匪人由學校失教，故歲貢中愚不肖十率七八。古事不通，道理不明，此豈可任安民之寄？」當日貢舉之行，不過四十年，而其弊已如此，乃護局之臣猶托之祖制，而相持不變乎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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