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知錄·河渠_學達書庫

河渠

　　黃河載之《禹貢》，東過洛、肭，至於大丕；北過洚水，至於大陸；又北播為九河，同為逆河人於海者，其故道也，漢元光中，河決瓠子東南，注矩野，通於淮泗。武帝自臨，發卒數萬人塞之，築宮其上，名曰宣防。導河北行，複禹舊跡，而梁楚之地複寧無水災，自漢至唐，河不為害幾及千年，《五代史》：「晉開運元年五月丙辰，滑州河決、浸汴、曹、濮、單、鄆五州之境，環梁山，合于汶水，與南旺蜀山湖連，彌漫數百里，河乃自北而東。」《宋史》：」熙寧八年七月乙丑，河大決于澶州曹村，北流斷絕，河道南徙，東匯于梁山張澤爍。分為二派：一合南清河入於淮，一合北清河入於海河。」又自東而南矣，元豐以後，又決而北。

　　議者欲複禹跡，而大臣力主回東之議。降及金，元，其勢日趨於南而不可挽。故今之河非古之河矣。自中牟以下奪汴，徐州以下奪泗，清口以下奪淮，凡三奪而後注於海。今歲久，河身日高，淮、泗又不能容矣。廟堂之議既視其奪者以為常，司水之臣又乘其決者以為利，不獨以害民生，妨國計，而於天地之氣運未必不有所關也。

　　丘仲深《大學衍義補·言禮》：「曰：「四讀視諸侯。謂之讀者，獨也，以其獨人於海，故江、河、淮、濟謂之四讀。」今以一淮而受黃河之全，蓋合二讀而為一也。自宋以前，河自人海，尚能為並河州郡之害，況今河、淮合一，而請口又合汴、泗、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哉。」

　　曩時河水猶有所瀦、如钜野、梁山等處；猶有所分，如屯氏、赤河之類，雖以元人排河人淮，而東北之道猶微有存焉者。今則以一淮而受眾水之歸，而無涓滴之滲漏矣，邵國賢作《治河論》，以為禹之治水至於地平天成，六府三事，允治其功，可謂盛矣。以今觀之，其所空之地甚廣，所處之勢甚易，所求之效甚小。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遠矣，而所空之地乃狹于禹，所處之勢乃難於禹，所求之功乃大於禹。禹之導河自大丕以下，分播合同，隨其所之而疏之，不與爭利，故水得其性，而無沖決之患。今夫一杯之水舉而注之地，必得方尺乃能容之，其勢然也。河自大懷以上，水之在杯者也；大懷以下，水之在地者也。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周旋如在杯之時，大禹不能，而況他人乎。今河南、山東郡縣棋布星列，官亭民舍相比而居，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，今人皆為吾有。蓋吾無容水之地，而非水據吾之地也，固宜其有沖決之患也，故日所空之地狹于禹。禹之治水隨地施功，無所拘礙。今北有臨清，中有濟甯，南有徐州，皆轉漕要路。而大樑在西南，又宗藩所在。左顧右盼，動則掣時，使水有知，尚不能使之必隨吾意，況水無情物也，其能委蛇曲折以濟吾之事哉。故日所處之勢難於禹。況禹之治水去其墊溺之害而已，此外無求焉，今則賴之以漕。不及汴矣，又恐壞臨清也；不及臨清矣，又恐壞濟寧也；不及濟寧矣，又恐壞徐州也；使皆無壞也，又恐漕渠不足於運也。了是數者，而後謂之治。故日所求之功大於禹。繇二文莊之言觀之，則河水南趨之勢已極，而一代之臣不過補苴罅漏，以塞目前之責而已，安望其為斯民計百世之長利哉。至於今日，而決溢之災無歲不告。嗚呼！其信非人力之所能治矣。」

　　《禹貢》之言治水也，曰播，曰瀦。水之性合則沖，驟則溢。故別而疏之，所以殺其沖也，「又北播為九河」是也。旁而蓄之，所以節其溢也，「大野既瀦」是也。必使之有所容而不為暴，然後鐘美可以豐物，流惡可以阜民，而百姓之利，繇是而興矣。今也不然，堤之、障之、逼之、束之，使之無以容其流，而不得不發其怒，則其不由地中而橫出於原隰之間，固無怪其然也。丘仲深謂以一淮受黃河之全，然考之先朝徐有貞治河，猶疏分水之渠於濮，汜之間，不使之並趨一道，自弘治六年，築黃陵岡以絕其北來之道，而河流總于曹、單之間，乃猶于蘭陽，儀封各開一口而泄之于南。今複塞之，故河之在今日欲北不得，欲南不得，唯以一道入淮，淮狹而不能容，又高而不利下，則瀕歲決於邳、宿以下，以病民而妨運。而邳、宿以下，左右皆有湖陂，河必從而入之。吾見劉貢父所雲：「別穿一梁山爍者，將在今淮、泅之間。」而生民魚鱉之憂殆未已也。

　　河政之壞也，起于並水之民貪水退之利，而占佃河旁汗澤之地，不才之吏因而籍之於官，然後水無所容，而橫決為害。賈讓言：「古者立國居民，疆理土地，必遺川澤之分，度水勢所不及。大川無防，小水得人陂障，卑下以為汗澤，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，左右遊波寬緩而不迫，故曰：『善為川者決之使道。」又曰：「內黃界中有澤、方數十裡，環之有堤。往十餘歲，太守以賦民，民今起廬舍其中，此臣親見者也。《元史·河渠志》謂，黃河退涸之時，舊水泊于池多為勢家所據，忽遇泛溢，水無所歸，遂致為害。」由此觀之，非河犯人，人自犯之。

　　予行山東巨野、壽張諸邑，古時瀦水之地，無尺寸不耕，而忘其昔日之為川浸矣，近有一壽張令修志，乃雲梁山爍僅可十裡，其虛言八百里，乃小說之惑人耳。此並五代、宋、金史而未之見也。書生之論，豈不可笑也哉！

　　陸文裕《續停驂錄》曰：「河患有二，日決、日溢。決之害間見，而溢之害頻歲有之。使賈魯之三法遂而有成，亦小補耳。且當歲歲為之，其勞、其費可勝言哉。今欲治之，非大棄數百里之地不可。先作湖陂以瀦漫波；其次則濱河之處，仿江南圩田之法，多為溝渠，足以容水；然後浚其淤沙，由之地中。而潤下之性、必東之勢得矣。」

　　按文裕之意，即賈讓之上、中二策，而不敢明言。賈讓言：「今行上策，徙冀州之民當水沖者，決黎陽遮害亭，放河使北入海。河西薄大山，東薄金堤，勢不能遠氾濫，期月自定。難者將曰：若如此，敗壞城郭、田廬、塚墓以萬數，百姓怨恨。今瀕河十郡，治堤歲費且萬萬，及其大決，所殘無數，如出數年治河之決，以業所徙之民，遵古聖之法，定山川之位。且大漢方制萬里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。此功一立，河定民安，千載無患，故謂之上策。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，使民得以溉田，分殺了怒，雖非聖人法，然亦救敗術也。」嗟夫，非有武帝之雄才大略，其孰能排眾多之口，而創非常之原者哉。

　　平當使領河堤，奏按經義治水，有「決河深川，而無堤防壅塞」之文。宋開寶之詔亦曰：「朕每閱前書，詳究經瀆。至若夏後所載，但言導河至海，隨山浚川，未聞力制湍流，廣營高岸。今之言治水者計無出於堤、塞二事。箕子答武王之訪，首言鯀堙洪水，汩陳其五行，帝乃震怒。後世治河之臣皆鯀也，非其人之願為鯀，乃國家教之使為鯀也，是以水不治而彝倫敦也。

　　因河以為槽者，禹也。壅河以為漕者，明人也。故古曰河渠，今日河防。聞之先達言：天啟以前，無人不利於河決者。侵克金錢，則自總河以至於閘官，無所不利；支領工食，則自執事以至於游閑無食之人，無所不利。其不利者，獨業主耳。而今年決口，明年退灘，填淤之中，常得倍蓰，而溺死者特百之一二而已。於是頻年修治，頻年沖決，以馴致今日之害，非一朝一夕之故矣。國家之法使然，彼鬥筲之人焉足責哉。

　　不獨此也。彼都人士，為人說一事，置一物，未有不索其酬者。百官有司受朝廷一職事，一差遣，未有不計其獲者，自府史胥徒上而至於公卿大夫，真可謂之同心同德者矣。苟非返普天率土之人心，使之先義而後利，終不可以致太平。故愚以為今日之務正人心，急於抑洪水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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