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知錄·蘇松二府田賦之重

蘇松二府田賦之重

　　丘浚《大學衍義補》曰：「韓愈謂賦出天下，而江南居十九。以今觀之，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，而蘇、松、常、嘉、湖五府又居兩漸十九也。考洪武中，天下夏稅秋糧以石計者，總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，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余，蘇州府二百八十九千餘，松江府一百二十萬九千餘，常州府五十五萬二千餘。是此一藩三府之地，其田租比天下為重，其糧額比天下為多。今國家都燕，歲漕江南米四百余萬石，以實京師。而此五府者，幾居江西、湖廣、南直隸之半。臣竊以蘇州一府計之，以准其餘。蘇州一府七縣，其墾田九萬六千五百六頃，居天下八百四十九萬六千余頃田數之中；而出二百八十萬九千石稅糧，於天下二千九百四十余萬石歲額之內。其科征之重，民力之竭，可知也已。」

　　杜宗桓《上巡撫侍郎周忱書》曰：

　　「五季錢氏稅兩浙之田，每畝三鬥。宋時均兩浙田，每畝一鬥。元入中國，定天下田稅，上田每畝稅三升，中田二升半，下田二升，水田五升。至於我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，天下田稅亦不過三升、五升，而其最下有三合、五合者。於是天下之民鹹得其所，獨蘇、松二府之民則因賦重而流移失所者多矣。今之糧重去處，每裡有逃去一半上下者。請言其故。國初籍沒土豪田租，有因為張氏義兵而籍沒者，有因虐民得罪而籍沒者。有司不體聖心，將沒入田地，一依租額起糧，每畝四五鬥，七八鬥，至一石以上，民病自此而生。何也？田未沒入之時，小民于土豪處還租，朝往暮回而已。後變私租為官糧，乃於各倉送納，運涉江湖，動經歲月，有二三石納一石者，有四五石納一石者，有遇風波盜賊者，以致累年拖欠不足。愚按宋華亭一縣，即公江一府。

　　當紹熙時，秋苗止十一萬二千三百余石；景定中，賈似道買民田以為公田，益糧一十五萬八千二百余石。宋末，官民田地稅糧共四十二萬二千八百余石，量加圓斛。元初田稅比宋尤輕，然至大德間，沒入朱清、張瑄田後，至元間又沒入朱國珍、管明等田，一府稅糧至有八十萬石。迨至季年，張士誠又並諸撥屬財賦府，與夫營圍、沙職、僧道、站役等田。至洪武以來，一府稅糧共一百二十余萬石，租既太重，民不能堪。於是皇上憐民重困，屢降德音，將天下系官田地糧額遞減三分、二分外，松江一府稅糧尚不下一百二萬九千余石。愚曆觀往古，自有田稅以來，未有若是之重者也。以農夫蠶婦凍而織，餒而耕，供稅不足，則賣兒鬻女；又不足，然後不得已而逃，以至田地荒蕪，錢糧年年拖欠。向蒙恩赦，自永樂十三年至十九年，七年之間所免稅糧不下數百萬石。

　　永樂二十年至宣德三年，又複七年，拖欠折收輕齎亦不下數百萬石。折收之後，兩奉詔書敕諭，自宣德七年以前，拖欠糧草鹽糧、屯種子粒、稅絲門攤課鈔，悉皆停征。前後一十八年間，蠲免折收停征至不可算。由此觀之，徒有重稅之名，殊無徵稅之實。願閣下轉達皇上，稽古稅法，斟酌取捨，以宜於今者而稅之，輕其重額，使民如期輸納。此則國家有輕稅之名，又有徵稅之實矣。」

　　今按《宣廟實錄》：洪熙元年閏七月，廣西右布政使周幹，自蘇、常、嘉、湖等府巡視。還言：「蘇州等處人民多有逃亡者，詢之耆老，皆雲由官府弊政困民所致。如吳江、昆山民田畝舊稅五升，小民佃種富室田畝，出私租一石。後因沒入官，依私租減二鬥，是十分而取八也。撥賜公侯、駙馬等項田，每畝舊輸租一石，後因事故還官，又如私租例盡取之。且十分而取其八，民猶不堪，況盡取之乎？盡取則無以給私家，而必至凍餒，欲不逃亡不可得矣。乞命所司，將沒官之田及公侯還官田租，俱照彼處官田起科，畝稅六鬥。則田地無拋荒之患，而小民得以安生。」下部議。宣德五年二月癸巳，詔各處舊額官田起科不一，租糧既重，農民弗勝。自今年為始，每田一畝，舊額納糧自一鬥至四鬥者，各減十分之二；自四鬥一升至一石以上者，各減十分之三，永為定例。六年三月，巡撫侍郎周忱言：「松江府華亭、上海二縣，舊有官田，稅糧二萬七千九百余石，俱是古額。科糧太重，乞依民田起科，庶徵收易完。」上命行在戶部會官議，劾忱變亂成法，沽名要譽，請罪之。上不七年三月庚申朔，詔但系官田地稅糧，不分古額、近額，悉依五年二月癸巳詔書減免，不許故違。辛酉，上退朝，禦左順門，謂尚書胡氵熒曰：』朕昨以官田賦重，百姓苦之，詔減什之三，以蘇民力。嘗聞外間有言，朝廷每下詔蠲除租賦，而戶部皆不准。甚者文移戒約有司，有『勿以詔書為辭』之語。若然，則是廢格詔令，壅遏恩澤，不使下流，其咎若何！今減租之令務在必行。《書》曰：『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寧。』有子曰：『百姓不足，尹孰與足？』卿等皆士人，豈不知此？朕昨有詩述此意，今以示卿，其念之毋忘。」氵熒等皆頓首謝。其詩曰：「官租頗繁重，在昔蓋有因。而此服田者，本皆貧下民。耕作既勞勩，輸納亦苦辛。遂令衣食微，曷以贍其身？殷念惻予懷，故跡安得循？下詔減什三，行之四方均。先王視萬姓，有右父子親。茲惟重邦本，豈曰矜吾仁！」

　　《英廟實錄》：正統元年閏六月丁卯，行在戶部奏：「浙江、直隸、蘇、松等處減除稅糧，請命名處巡撫侍郎並同府縣官，用心核實。其官田每畝秋糧四鬥一升至三石以上者，減作二鬥七升；二鬥一升以上至四鬥者，減作二鬥；一鬥一升至二鬥者，減作一鬥。明白具數，送部磨勘。」從之。

　　官田自漢以來有之。《宋史》：建炎元年，籍蔡京、王黼等莊以為官田。開禧三年，誅韓佗胄，明年，置安邊所，凡佗胄與其他權幸沒入之田及圍田、湖田之在官者皆隸焉，輸米七十二萬一千七百斛有奇，錢一百三十一萬五千緡有奇而已。景定四年，殿中侍御史陳堯道、右正言曹孝慶、監察禦史虞慮、張晞顏等言：「乞依祖宗限田議，自兩浙、江東西官民戶逾限之田，抽三分之一買充公田，得一千萬畝之田，則歲有六七百萬斛之入。丞相賈似道主其議行之，始於浙西六郡，凡田畝起租滿石者，予二百貫，以次遞減。有司以買田多為功，皆謬以七八鬥為石。其後田少，與磽瘠虧租，與佃人負租而逃者，率取償田主，六之民多破家矣。」而平江之田獨多，元之有天下也，此田皆別領於官。

　　《松江府志》言：「元時苗稅，公田外，複有江淮財賦都總管府領故宋妃田，以供太后；江浙財賦府領籍沒朱、張田，以供中宮；稻田提領所領籍沒朱、管田，以賜丞相脫脫；撥賜莊領宋親王及新籍明慶、妙行二寺等田，以賜影堂寺院、諸王近臣；又有括入白雲宗僧田，皆不系州縣元額。而《元史》所記賜田，大臣如拜住、燕帖木兒等，諸王如魯王琱阿不刺、郯王徹徹禿等，公主如魯國大長公主，寺院如集慶、萬壽二寺，無不以平江田。而平江之官田又多，至張士誠據吳之日，其所署平章、太尉等官皆出於負販小人，無不志在良田美宅，一時買獻之產遍於平江，而一入版圖，亦按其租簿沒入之。已而富民沈萬三等又多以事被籍，是故改平江曰蘇州，而蘇州之官田多而益多。故宣德七年六月戊子，知府況鐘所奏之數，長洲等七縣秋糧二百七十七萬九千余石，其中民糧止一十五萬三千一百七十余石，官糧二百六十二萬五千九百三十余石。是一府之地土無慮皆官田，而民田不過十五分之一也。且夫民田僅以五升起科，而官田之一石者，奉詔減其什之三，而猶為七鬥，是則民間之田一入於官，而一畝之糧化而為十四畝矣。此固其極重難返之勢，始于景定訖於洪武，而征科之額十倍於紹、熙以前者也。於是巡撫周忱有均耗之法，有改派金花官布之法，以寬官田，而租額之重則一定而不可改。若夫官田之農具、車牛，其始皆給於官，而歲輸其稅，浸久不可問，而其稅複派之于田。然而官田，官之田也，國家之所有。而耕者，猶人家之佃戶也。

　　民田，民自有之田也。各為一冊而征之，猶夫《宋史》所謂「一曰官田之賦，二曰民用之賦」，《金史》所謂「官田曰租，私田曰稅」者，而未嘗並也。相沿日久，版籍訛脫，疆界莫尋，村鄙之氓未嘗見冊，買賣過割之際，往往以官作民。而裡胥之飛灑移換者，又百出而不可究。所謂官田者，非昔之官田矣。乃至訟端無窮，而賦不理。於是景泰二年，從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楊瓚之言，將湖州府官田重租分派民田輕租之家承納，及歸併則例。四年，詔巡撫直隸侍郎李敏，均定應天等府州縣官民田。嘉靖二十六年，嘉興知府趙瀛創議：「田不分官民，稅不分等則，一切以三鬥起征。」

　　蘇、松、常三府從而效之，自官田之七鬥、六鬥，下至民田之五升，通為一則。而州縣之額，各視其所有官田之多少輕重為准，多者長洲至畝科三鬥七升，少者太倉畝科二鬥九升矣。國家失累代之公田，而小民乃代官佃納無涯之租賦，事之不平，莫甚於此。然而為此說者，亦窮於勢之無可奈何，而當日之士大夫亦皆帖然而無異論，亦以治如亂絲，不得守二三百年紙上之虛科，而使斯人之害如水益深，而不可救也。抑嘗論之，自三代以下，田待買賣，而所謂業主者即連陌跨阡，不過本其錙銖之直，而直之高下則又以時為之。地力之盈虛，人事之嬴絀，率數十年而一變。柰之何一入於官，而遂如山河界域這不杏勸也？且景定之君臣，其買此田者，不過予以告牒、會子虛名，不售之物，逼而奪之，以至彗出民愁，而自亡其國。四百餘年之後，推本重賦之由，則猶其遺禍也。而況于沒入之田本無其直者乎！至於今日，佃非昔日之佃，而主亦非昔日之主。則夫官田者，亦將與冊籍而俱銷，共車牛而皆盡矣。猶執官租之說以求之，因已不可行，而欲一切改從民田，以複五升之額，即又駭於眾而損于國。有王者作，鹹則三壤，謂宜遣使案行吳中，逐縣清丈，定其肥瘠高下為三等，上田科二鬥，中田一鬥五升，下田一鬥，山塘塗蕩以升以合計者，附於冊後，而概謂之曰民田，惟學田、屯田乃謂之官田，則民樂業而賦易完，視之紹、熙以前，猶五六倍也。豈非去累代之橫征，而立萬年之永利者乎？昔者唐末，中原宿兵所在，皆置營田，以耕曠土。其後又募高貲戶，使輸課佃之。戶部別置官司總領，不隸州縣。梁太祖擊淮南，掠得牛以千萬計，給東南諸州農民，使歲輸租自是歷數十年，牛死而租不除，民甚苦之。周太祖素知其弊，用張凝、李之言，悉罷戶部營田，務以其民隸州縣，其田廬牛農器並賜見佃者，為永業，悉除租牛課是歲，戶部增三萬餘戶。或言營田有肥饒者，不若鬻之，可得錢數十萬緡，以資國。帝曰「利在於民，猶在國也。朕用此錢何為！」

　　嗚呼，以五代之君猶知此義，而況他日大有為主？必有朝聞而夕行之者矣。今存者，惟衛所屯田、學田、勳戚欽賜莊田三者猶是官田。南京各衙門所管草場田地佃戶轉相典賣，不異民田。蘇州一府，惟吳縣山不曾均勻一則，至今有官山、私山之名，官山每畝科五升，私山畝科升五勺。今高淳縣之西有永豐鄉者，宋時之湖田，所謂永豐圩者也。《文獻通考》：「永豐圩，自政和五年圍湖成田，初令百姓請佃，後以賜蔡京，又以賜韓世忠，又以賜秦檜，繼撥隸行宮，今隸總所。王弼《永豐謠》曰：「永豐圩接永寧鄉，一畝官田八鬥糧，人家種田無厚薄，了得官租身即樂。前年大水平斗門，圩底禾苗沒半分，裡胥告災縣官怒，至今追租如追魂。有田追租未足怪，盡將官田作民賣，富家得田貧納租，年年舊租結新債。舊租了，新租促，更向城中賣黃犢，一犢千文任時估，債家算息不算母。嗚呼！有犢可賣君莫悲，東鄰賣犢兼賣兒，但願有兒在我邊，明年還得種官田。」讀此詩，知當日官佃之苦即已如此。而以官作民，亦不始於近日矣。《元微之集·奏狀》：「右臣當州百姓田地，每畝只稅粟九升五合，草四分，地頭榷酒錢共出二十一文。已下其諸色職田，每畝約稅粟三鬥，草三束，腳錢一百二十文。若是京官上司職田，又須百姓變米雇車般送，比量正稅近於四倍。廨田、官田、驛田等所稅輕重，約與職田相似。」是則官田之苦，自唐已然，不始于宋、元也。故先朝洪熙、宣德中，屢下詔書，令民間有拋荒官田，召人開耕，依民田例起科。又不獨蘇、松、常三府為然。

　　吳中之民，有田者什一，為人佃作者十九。其畝甚窄，而凡溝渠道路皆並其稅于田之中。歲僅秋禾一熟，一畝之收不能至三石，少者不過一石有餘。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鬥，少亦八九鬥。佃人竭一歲之力，糞壅工作，一畝之費可一緡，而收成之日所得不過數鬥，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貸者。故既減糧額，即當禁限私租，上田不得過八鬥，如此則貧者漸富，而富者亦不至於貧。《元史·成宗紀》：「至元三十一年十月辛巳，江浙行省臣言：『陛下即位之初，詔蠲今歲田租十分之三。然江南與江北異，貧者佃富人之田，歲輸其租。今所蠲特及田主，其佃民輸租如故，則是恩及富室，而不被及于貧民也。宜令佃民當輸田主者，亦如所蠲之數。』從之。」大德八年正月己未，詔江南佃戶，私租太重，以十分為率，普減二分，永為定例。前一事為特恩之蠲，後一事為永額之減，而皆所以寬其佃戶也。是則厚下之政，前代已有行之者。

　　漢武帝時，董仲舒言：「或耕豪民之田，見稅什五。」唐德宗時，陸贄言：「今京畿之內，每田一畝，官稅五升，而私家收租有畝至一石者，是二十倍於官稅也。降及中第，租猶半之。夫土地，王者之所有；耕稼，農夫之所為。而兼併之徒，居然受利。望今凡所占田，約為條限，裁減租價，務利貧人。」仲舒所言則今之分租，贄所言則今之包租也。然猶謂之「豪民」，謂之「兼併之徒」，宋已下則公然號為「田主」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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