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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王伐紂


  武王伐商,殺紂而立其子武庚,宗廟不毀,社稷不遷,時殷未嘗亡也。所以異乎曩日者,不朝諸侯,不有天下而巳。故《書序》言:「三監及淮夷叛,周公相成王,將黜殷,作《大誥》。」又言:「成王既黜殷命,殺武庚。是則殷之亡其天下也,在紂之自燔;而亡其國也,在武庚之見殺。蓋武庚之存殷者,猶十有餘年,使武庚不畔,則殷其不黜矣。

  武王克商,天下大定,裂土奠國。乃不以其故都封周之臣,而仍以卦武庚,降在侯國,而猶得守先人之故土。武王無富天下之心,而不以叛逆之事疑其子孫,所以異乎後世之篡弑其君者,於此可見矣。乃武庚既畔,乃命微子啟代殷,而必于宋焉,謂大火之祀,商人是因,弗遷其地也。是以知古聖王之征誅也,取天下而不取其國,誅其君,吊其民,而存先世之宗祀焉斯已矣。武王豈不知商之臣民,其不願為周者,皆故都之人,公族、世家之所萃,流風善政之所存,一有不靖,易為搖動,而必以卦其遺胤。蓋不以畔逆疑其子孫,而明告萬世以取天下者,無滅國之義也。故宋公朝周,則曰「臣」也;周人待之,則曰「客」也。自天下言之,則侯服于周也;自其國人言之,則以商之臣事商之君,無變于其初也。平王以下;去微子之世遠矣,而曰「孝惠取于商」,曰「天之棄商久矣」,曰「利以伐薑,不利子商」,吾是以知宋之得為商也。蓋自武庚誅而宋複卦,於是商人曉然知武王、周公之心,而君臣上下各止其所,無複有恐懟不平之意。與後世之人主一戰取人之國,而毀其宗廟,遷其重器者異矣。

  或曰:遷殷頑民于雒邑何與?曰:以「頑民」為商俗靡之民者,先儒解誤也。蓋古先王之用兵也,不殺而待人也仁。東征之役,其誅者事主一人,武庚而已;謀主一人,管叔而巳。下此而囚,下此而降,下此而遷。而所謂頑民者,皆畔逆之徒也。無連坐並誅之法,而又不何以複置之殷都,是不得不遷而又原其心。不忍棄之四裔,故於雒邑;又不忍斥言其畔,故止曰「殷頑民」。其與乎畔而遷者,大抵皆商之世臣大族;而其不與乎畔而留于殷者,如祝佗所謂「分康叔以殷民七族:陶氏、施氏、繁氏、錡氏、樊氏、饑氏、終葵氏」是也,非盡一國而遷之也。或曰:何以知其為畔黨也?曰:以召公之言仇民知之,不畔何以言仇?非敵百姓也,古聖王無與一國為仇者也。

  上古以來,無殺君之事。湯之於桀也,放之而已。使紂不自焚,武王未必不以湯之所以桀者待紂;紂而自焚也,此武王之不幸也。當時八百諸侯,雖並有除殘之志,然一聞其君之見殺,則天下之人亦且恫疑震駭,而不能無歸過於武王,此伯夷所以斥言其暴也。及其反商之政,封殷之後人,而無利於其土地焉,天下於是知武王之兵非得巳也,然後乃安於紂之亡,而不以為周師之過,故《箕子之歌》怨狡童,而已無餘恨焉。非伯夷親而箕子疏,又非武王始暴而終仁也,其時異也。

  《多士》之書:「惟三月,周公初於新邑洛,用告商王士。曰:『非我小國,敢弋殷命。』」亡國之民而號之「商王士」,新朝之主而自稱「我小國」,以天下為公,而不沒其舊日之名分,殷人以此中心悅而誠服。「卜世三十,蔔年七百」,其始基之矣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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