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缶鳴集》序_高啟

《缶鳴集》序

　　古人之于詩，不專意而為之也。《國風》之作，發於性情之不能已，豈以為務哉？後世始有名家者，一事於此而不他，疲殫心神，搜刮物象，以求工於言語之間。有所得意，則歌吟蹈舞，舉世之可樂者，不足以易之；深嗜篤好，雖以之取過，身罹困逐而不忍廢，謂之惑非歟？

　　餘不幸而少有是好，含毫伸牘，吟聲咿咿不絕於口吻。或視以廢事而喪志，然獨念才疏力薄，既進不能有為於當時，退不能服勤於畎畝，與其嗜世之末利，汲汲者爭騖於形勢之途，顧獨事此，豈不亦少愈哉？遂為之不置。且時雖多事，而以無用得安於閑，故日與幽人逸士唱和于山顛水厓，以遂其所好。雖其工未敢與昔之名家者比，然自得之樂，雖善辯者未能知其有異否也。故累歲以來，所著頗多。

　　近客東江之渚，因間始出而匯次之，自戊戌至丁未，得七百三十二篇，題之曰《缶鳴集》。自此而後著者，則別為之集焉。藏之巾笥，時出而自讀之。

　　凡歲月之更遷，山川之曆涉，親友睽合之期，時事變故之跡，十載之間，可喜可悲者皆在而可考，固不忍棄而弗錄也。若其取義之或乖，造辭之未善，則有待於大方之教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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