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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時相議制舉書


  天聖八年五月 日,其位某,再拜上書于昭文相公閣下:

  某昨者伏蒙聖恩,優賜差任。蓋鈞造之際,靡不獲所,退省疏拙,且驚且懼。況唐虞舊域,風俗淳儉,獄無積訟,亭鮮過客,棲遲偃仰,何以報國?然嘗試思之,似有所補,敢不冒黷而言之。夫善國者,莫先育材,育材之方,莫先勸學,勸學之要,莫尚宗經。宗經則道大,道大則才大,才大則功大。蓋聖人法度之言存乎書,安危之幾存乎易,得失之鑒存乎詩,是非之辯存乎春秋,天下之制存乎禮,萬物之情存乎樂。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經,則能服法度之言,察安危之幾,陳得失之鑒,析是非之辯,明天下之制,盡萬物之情。使斯人之徒輔成王道,復何求哉!

  至於扣諸子,獵群史,所以觀異同,質成敗,非求道於斯也。有能理其書而不深其旨者,雖朴愚之心未可與適道,然必顧瞻禮義,執守規矩,不猶愈於學非而博者乎?今文庠不振,師道久缺,爲學者不根乎經籍,從政者罕議乎教化。故文章柔靡,風俗巧僞,選用之際,常患才難。某聞前代盛衰,與文消息。觀虞夏之純,則可見王道之正;觀南朝之麗,則知《國風》之衰。惟聖人質文相救,變而無窮。前代之季,不能自救,則有來者起而救之。是故文章以薄,則爲君子之憂;風俗其壞,則爲來者之資。

  今朝廷思救其弊,興復制科,不獨振舉滯淹,詢訪得失,有以勸天下之學,育天下之才,是將復小爲大,抑薄歸厚之時也。斯文丕變,在此一舉。然恐朝廷命試之際,謂所舉之士皆能熟經籍之大義,知王霸之要略,則反屏而弗問。或將訪以不急之務,雜以非聖之書,辨二十八將之功勛,陳七十二賢之德行。如此之類,何所補益?蓋欲伺其所未至,誤其所常習,不以教育爲意,而以去留爲功。若如所量,恐非朝廷勸學育才之道也。何哉?國家勸學育材,必求爲我器用,輔我風教。設使皆明經籍之旨,並練王霸之術,問十得十,亦朝廷敎育之本意也。

  況文有精粗,理有優劣,明試之下,得失尚多,何患去留之難乎?今或伺其所未至,誤其所嘗習,則天下賢俊,莫知所守。將博習非聖,旁攻異端,聖人之門,無復啓發,逮于後舉,差之益遠。如此,則制科之設,足以誤多士之心,不足以救斯人之弊。恭惟前聖之文之道,昭昭乎爲神器於天下,得之者昌,失之者亡。後世聖人開學校,設科等,率賢俊以趨之,各使盡其心,就其器,將以共理于天下。故《書》曰“咸有一德”,斯之謂矣。

  願相府爲此一舉,儻昌言于兩制,如能命試之際,先之以《六經》,次之以正史,該之以方略,濟之以時務,使天下賢俊翕然修經濟之業,以教化爲心,趨聖人之門,成王佐之器。十數年間,異人傑士必穆穆于王庭矣,何患俊又不充,風化不興乎?救文之弊,自相公之造也。當有吉甫輩頌君之德,吾相之功,登于金石,永于天地者矣。四海幸甚,千載幸甚。干犯台嚴,無任僣越戰汗之至。

  某再拜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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