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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九章 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的蔣介石


  三十一年六月,在軍事委員會大會堂舉行參謀長會議,在重慶少將以上,又加上軍以上的參謀長人員,大約有四五百人。蔣請我說話。我說的話如下:

  軍中各級的官長出身不外二途,一為學生出身;一為行伍出身。學生出身的,或是軍官學校,或是陸軍大學,當然學的東西不少。行伍出身的,打仗幾十年,很有作戰經驗,並且忠誠勇敢,不靠親戚本家或是老師的提拔,而能擔任到軍長、師長、團長、營長的職責,大概多是入過多少次教導團,或訓練班的,雖然未有畢業文憑,可是讀書的也很不少。兩相比較,各有長處,不可只說學校出身方可用。何況百分之八十五的軍官多是行伍出身,若要全換上學生出身的也沒有那麼多的人員。尤其是抗戰第一,勝利第一,只要能夠堅決抗戰,能吃苦,能耐勞,與士兵同甘苦就夠了。大家知道吳佩孚的參謀長,張作霖的參謀長不也是學校出身嗎?有學問而做反革命的事的人有的是,如日本陸軍大學畢業的蕭其喧,跟汪精衛當頭號軍人漢奸,他不是同曹浩森、熊式輝同學的嗎?張自忠總司令未入過軍官學校和陸軍大學,可是能受傷不退,至死不屈的打日本帝國主義。如此看來,用人須用其長,不可用其所短。

  此時正是蔣何要把行伍出身軍官全換到後方來,臨陣易將多麼危險。到底他們還是把許多很勇敢的,又有很好的學識的,作戰很久的軍官一個一個地都換掉了,調成參議諮議等,沒有一點事情可做。把那些貪生怕死的,只會在屋子裡讀書的,聽見槍炮響而不認識方向的,一班一班地都換到前方帶兵作戰。這些新到前方的軍官,那是靠他的表叔、舅父、老師等替他吹噓運動而帶兵的,不然就是講什麼學派的。既不能與士兵同甘共苦,更不知道士卒的生活是怎樣的苦法,這樣情形去與日本帝國主義作戰,如何不失敗呢?

  就在那兩天,國民黨的常務會議,何應欽又說起來:「前方許多軍官都要同後方的軍官調換。」

  我覺得他這些話都是給日本帝國主義造機會。我說:「軍隊裡百分之八十五的軍官都是行伍出身。從一個小兵熬到當了軍長,師長,能自己下命令,能自己寫電報稿子,並且都是打了幾十年的血戰,既勇敢而又忠誠,為什麼非把他換回來不可呢?況且新換到前方去的人也不能說有什麼真正學問。不說別的,因為我知道我的兒子有多大的學問,那麼你還不知道馮洪國是和你同學,你們是前後班。前面正在打著仗,忽然換許多軍官,軍心怎麼樣,應當顧慮到。」

  就是那天說的話,把何應欽說得面紅耳赤,可是他們還是把前面的軍官換了很多。

  有一天,把認識我的一位姓陳的捕了下獄,還有一位姓周的很好的青年也被捕了下監。

  我實在忍不下去了,我在常會裡說:「是不是認識我的都是共產黨?是不是認識我的軍官都要被捕呢?」

  後來聽見說:「何應欽向蔣報告說,他們都承認了他們是共產黨。」

  沒有幾天,就知道並沒有那回事。連著在會上嚷了幾次,這位姓陳的和姓周的兩位軍官都放出來了。把人家捕去下了監,不說理由,全世界哪一國也沒有聽見說過這樣對待軍官的辦法。這不是污辱全體軍官的人格嗎?蔣介石和何應欽他們拿著這些國家棟樑的軍官當著球一樣踢過來,踢過去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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