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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章 把救國會七君子下獄


  先是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沈鈞儒、章乃器、陶行知、鄒韜奮發表了《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》這篇文章,真是震動了全中國各界的人們的心。大家都希望按照他們這篇文章去做,並且希望馬上就實行。到了十一月廿三日那一天,上海救國會領袖沈鈞儒等七人都被捕下監了。那幾天也正是駐華北的日本軍隊大演習。十月廿六日,就有紅軍的將領致書與蔣介石及西北的各將領說:「國勢垂危,不容再有萁豆之爭。」

  他們希望蔣介石懸崖勒馬。那是因為蔣介石十月廿二日由南京飛到陝西,廿九日蔣介石對記者發表談話:「共產黨不以民族利益為本位,不論其標榜什麼,政府決貫徹一向方針。」

  也因為西北軍、東北軍將士多傾向抗日,蔣介石就調蔣鼎文帶著中央軍入了陝西,為的是監視張學良和楊虎城的行動。

  這年十二月四日,蔣介石到西安。蔣對張學良、楊虎城說:「無論怎樣,此時須討伐共產黨,如果反對這個命令,中央一定給一個嚴重的處置。」

  這是蔣介石知道張學良和楊虎城不願意打內仗而願意對日本人作戰,蔣介石才給他講這種話。到了十日那天,蔣介石在西安的省黨部向著西北軍和東北軍的將領們說話:「我們最近的敵人是共產黨,日本人離我們遠得很,如果遠近不分,便是前後倒置,那就不算革命。」

  他說完了,一點好的印象都沒有,一散會,許多軍官大罵蔣介石。也因為九日的午前西安市的學生舉行「一二·九」

  周年紀念遊行,蔣介石下命令叫軍警開槍鎮壓,就因為這樣大多數的人們都說:「日本侵佔我們的土地,殺了我們的同胞,又在華北大演習,蔣介石說:『離我們遠可以不聞不問。』像七君子這一類的人們變成了救國有罪,一意的發動打內仗,這不是瘋了嗎?這簡直的變成了神經病的人。」

  不論文的武的,不論老的少的都在這裡像大禍臨頭一樣,彼此相問:這可怎麼好?這是當時社會的實在情形。我為了七君子的事,寫信給蔣介石請他趕快放出來。蔣去西安,我給蔣打電報,再三再四地對蔣說:「非趕緊放出七君子不可。」

  蔣叫陳佈雷見我說:「不久一定會放出來。」

  我對陳佈雷說:「這不是久不久的事,全國人都說『救國有罪』,這還得了萬不可再遲,應當快快地放出來,才對呢!」

  陳佈雷說,他馬上見蔣去說。

  一九三六年,有一次,有美國美以美會一位會督,中國名字叫黃安素的對我說,他預備舉辦一個茶會,全是美國傳教的人們和教書的人們,希望我對他們講一段話。我問他要我講什麼話,他說什麼都好,若能僅談宗教,不談政治就更好。我說:「若不談政治我就對不住你,我一句話也不講。」

  黃說:「什麼緣故?」

  我說:「自九一八以後,日本鬼子占了我們東北四省,又把黃河以北,攪得亂七八糟。你看我是個中國人,我更是革命的軍人,我若不談救國救民的事,就不必說我是一個基督徒,那真的連個人也不算。我是那樣的人,你找我講話有什麼用處呢?」

  他躊躇了半會說:「好,你喜歡講什麼就講什麼!」

  我記得那天不冷也不熱,黃會督請了二百多位客,預備了很多的茶點。我說的話是申包胥哭秦庭。「在兩千多年前,楚國的伍子胥,到吳國接了兵來,要替父兄報仇。申包胥對伍子胥說:『你若把楚國打敗了,我一定要把楚國復興起來。』當吳國的兵把楚國戰勝之後,伍子胥把平王的屍首,從地下挖出來,用鐵鞭打了。申包胥跑到秦國求救,秦哀公叫申包胥先住在館驛裡休息幾天再說,申包胥站在秦哀公門口說:『楚國人民已如倒懸,亟待救援,我在館驛怎麼住得下去呢?』申包胥就在宮門口哭了七天七夜,一口水沒喝,眼淚哭幹了,流出一滴一滴的血。哀公受了感動,答應馬上出兵,還賦了一首詩《無衣詩》。」

  我說到這裡,又說日本占東北的事,又說到美國向來主張公道,全世界的人民把美國人看得很高。若是日本欺辱中國,美國袖手旁觀,恐怕中國人不會再像以前那樣看你們了。所以你們是主張真理的、正義的,你們應一面救我們中國,一面救你們搖搖欲墜的人格。最後我也落了淚。會散了,美國朋友都來同我握手說:「我們美國實在應該幫中國,不應該看著日本欺負中國人。」

  我看黃安素先生翻得很不錯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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