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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千木文稿序


  自周以前,學者未嘗以文為事,而文極盛。自漢以後,學者以文為事,而文益衰。其故何也?文者生於心,而稱其質之大小厚薄以出者也。戔戔焉以文為事,則質衰而文必敝矣。古之聖賢,德修於身,功被於萬物,故史臣記其事,學者傳其言,而奉以為經,與天地同流。其下如左邱明、司馬遷、班固,志欲通古今之變,存一王之法,故紀事之文傳;荀卿、董傅,守孤學以待來者,故道古之文傳;管夷吾、賈誼,達於世務,故論事之文傳。凡此皆言有物者也,其大小厚薄,則存乎其質耳矣。魏晉以降,若陶潛、李白、杜甫,皆不欲以詩人自處者也,故詩莫盛焉。韓愈、歐陽修,不欲以文士自處者也,故文莫盛焉。南宋以後,為詩若文者,皆勉焉以效古人之所為,而慮其不似,則欲不自局於蹇淺也,能乎哉?時文之于文,尤術之淺者也。而其盛行於世者,如唐順之、歸有光金聲,窺其志,亦不欲以時文自名。

  吾友楊君千木,才足以立事,義足以砥俗,聽其言,觀其貌,不知其為文士也。及出其所為時文,則窮理盡事,光明磊落,輝然而出於眾。蓋其心與質之奇,不能自袐者如此。既為論定,因發其所以,使學者知所務焉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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