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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重訂禮記纂言序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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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儒臨川吳氏三禮之學,惟戴記纂言為當,高安朱公可亭重訂焉。辨析開闡,自為之說者,其多與吳氏等,而精密則過之。其書行世久矣,而必欲餘為之序,蓋公抱疾數年,惟經學為孜孜,時與余商論,而見謂微有知也。 餘嘗怪詩、書所傳,出於唐虞三代之卿相者十八九,而漢唐以後,以經學相承者皆憔悴專家之儒,卿相則無一有焉。其能者不過於詩賦辭章得其崖略而已。蓋古之人必德之盛、學之優,然後任此位。後世或以勳勞,或以地勢,又其次則科舉之士,累日積久以致之,則其心不能專,而日有不暇給,固其宜也。惟本朝安溪李文貞公周易通論、尚書洪范傳,所見有進於前儒者,而近複見公此書及儀禮節略,蓋二公于諸經皆沉潛反復,務究其所以雲之意,而二書尤平生精力所專注,宜其可以逾遠而存也。 李公早歲登甲科,五十以後,始開府于畿南。其在中朝,皆文學侍從之官,其於講學治經,固宜寬然有餘。而公自翰林出為縣令,遍歷煩劇,以晉大府,使眾人當之,宜無晷刻之暇,而能深探乎禮意若此。蓋公自承親事君,以及治家交友,皆應乎禮經。惟其有之,是以似之,故所得不可以恒情測也。抑吾因此有感焉。自聖祖仁皇帝篤好周易、尚書,竟世講誦不輟。聖上繼序郊廟,禮器冠服差等,多依古禮經,制詔所頒,常引周官之法度,而二公各應期而以經學鳴。《記》有之:「天降時雨,山川出雲。」是以生甫及申,推本以為文武之德。 故餘因序是書而併發斯義,俾後公而生者,益愾乎有志于諸《經》未發之覆也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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