讀史記八書_方苞

讀史記八書

　　禮、樂、律、曆四書，或曰褚少孫所補，或曰蓋子長為之而未具，皆非也。其序禮樂，用意尤深。蓋太初所定，改正朔，易服色，已具曆書及封禪書。至宗廟百官之儀，則襲秦故，不合聖制者。漢之樂，自文、景以前，習常肄舊而己。武帝所作十九章，文雖爾雅，然自青陽、朱明、西皥、元冥而外，多諛誕，且非雅聲。其甚者，如太乙馬歌，則汲黯所謂「先帝百姓不知其音」者，故止序其大略，而不復排纂為書。蓋傷漢之興，幾無所謂禮樂也。故於四時之歌，明著其恉，曰「世多有，故不論」，則非為之而未具明矣。其續以《戴記》、荀卿之文，或乃少孫所為邪？漢之樂既無可次，而律則往古成法，故獨著其通於兵事，以為法戒。武帝改曆，雖由公孫卿劄書，而洛下閎運算日，順夏正，於曆術則無可議者，故直述其事。凡此皆著書之義法，一定而不可易者，非故欲如此也。

　　其後四書論系於書後，亦各有義焉。蓋河渠、平准，非若禮樂、律曆可前序其事，而以名物度數次列於後者。封禪書所載諸畤、諸祠，雖有方色牲幣之數，而皆秦、漢間妖妄不經之制，且與封禪無與也，故其事並詳於書，而略見己意於後。惟天官宜與律曆一例，特家世所掌，有獨傳其精義者，災異之變，有親得之見聞者，諸家之占，有考之而不合者，故列次眾法於前，而以己意詳論於後，所由與律曆二書異也。七書皆通古今，而《平准》則漢一代之制，故獨以古事附論於後而志慨焉。

　　樂、律、天官三書之末及律書序，前後各附贅一節，意義無可推者，或亦少孫所為。然秦紀亦別載襄公後二百餘年事，豈子長摭拾舊聞，始將採用，後複置之，而錄者不知而妄附與？是未可知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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