杜牧·注孫子序

注孫子序

　　兵者，刑也；刑者，政事也，為夫子之徒，實仲由、冉有之事也。今者據案聽訟，械系罪人，笞死於市者，吏之所為也。驅兵數萬，撅其城郭，系累其妻子，斬其罪人，亦吏之所為也。木索兵刃，無異意也；笞之與斬，無異刑也。小而易制，用力少者，木索笞也；大而難制，用力多者，兵刃斬也。俱期於除去惡民，安活善人。為國家者，使教化通流，無敢輒有不由我而自恣者。其取吏無他術也，無異道也，俱止于仁義忠信、智勇嚴明也。苟得其道一二者，可以使之為小吏；盡得其道者，可以使之為大吏。故用力少者，其吏易得也，功易見也；用力多者，其吏難得也，功難就也。止此而已，無他術也，無異道也。自三代已降，皆由斯也。

　　子貢頌夫子之德曰：「文武之道，未墜於地，在人。賢者識其大者、遠者，不賢者識其小者、近者。」季孫問冉有曰：「子于戰，學之乎？性達之也？」對曰：「學之。」季孫曰：「事孔子，惡乎學？」冉有曰：「即學之於孔子者，大聖兼該，文武並用，適聞其戰法，猶未之詳也。」複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為二道，曰文、曰武，離而俱行，因使搢紳之士，不敢言兵，或恥言之。苟有言者，世以為粗暴異人，人不比數。嗚呼！亡失根本，斯最為甚。

　　周公相成王，制禮作樂，尊大儒術，有淮夷叛則出征之。夫子相魯公，會于夾穀，曰有文事者，必有武備，叱辱齊侯，伏不敢動。是二大聖人，豈不知兵乎？周有齊太公，秦有王翦，兩漢有韓信、趙充國、耿弇、虞詡、段熲，魏有司馬懿，吳有周瑜，蜀有諸葛武侯，晉有羊祜、杜公元凱，梁有韋睿，元魏有崔浩，周有韋孝寬，隋有楊素，國朝有李靖、李勣、裴行儉、郭元振。如此人者，當此一時，其所出計劃，皆考古校今，奇秘長遠，策先定於內，功後成於外。彼壯健輕死善擊刺者，供其呼召指使耳，豈可知其由來哉。

　　某幼讀《禮》，至於「四郊多壘，卿大夫辱也」，謂其書真不虛說。年十六時，見盜起圜二三千里，系戮將相，族誅刺史及其官屬，屍塞城郭，山東崩壞，殷殷焉聲振朝廷。當其時，使將兵行誅者，則必壯健善擊刺者，卿大夫行列進退，一如常時，笑歌嬉遊，輒不為辱。非當辱不辱，以為山東亂事，非我輩所宜當知。某自此謂幼所讀《禮》，真妄人之言，不足取信，不足為教。

　　及年二十，始讀《尚書》、《毛詩》、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、十三代史書，見其樹立其國，滅亡其國，未始不由兵也。主兵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，則必樹立其國也；壯健擊刺不學之徒，則必敗亡其國也。然後信知為國家者，兵最為大，非賢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，苟有敗滅，真卿大夫之辱，信不虛也。因求自古以兵著書列於後世可以教于後生者，凡十數家，且百萬言。其孫武所著十三篇，自武死後凡千歲，將兵者有成者，有敗者，勘其事蹟，皆與武所著書一一相抵當，猶印圈模刻，一不差跌。武之所論，大約用仁義，使機權也。

　　武所著書，凡數十萬言，曹魏武帝削其繁剩，筆其精切，凡十三篇，成為一編。曹自為序，因注解之，曰：「吾讀兵書戰策多矣，孫武深矣。」然其所為注解，十不釋一，此者蓋非曹不能盡注解也。予尋《魏志》，見曹自作兵書十余萬言，諸將征伐，皆以新書從事，從令者克捷，違教者負敗。意曹自于新書中馳驟其說，自成一家事業，不欲隨孫武后盡解其書，不然者，曹豈不能耶！今新書已亡，不可複知，予因取孫武書備其注，曹之所注，亦盡存之，分為上中下三卷。後之人有讀武書予解者，因而學之，猶盤中走丸。丸之走盤，橫斜圓直，計于臨時，不可盡知，其必可知者，是知丸不能出於盤也。議於廊廟之上，兵形已成，然後付之於將。

　　漢祖言「指蹤者人也，獲兔者犬也」，此其是也。彼為相者曰：「兵非吾事，吾不當知。」君子曰：「叨居其位可也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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