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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三


  天下起傾盆大雨,街上幾乎沒有了行人,一切被籠罩在灰濛濛的陰鬱裡。我在中美的新聞和社交網絡裡,感到網絡裡傳播的文化病毒比新冠病毒更具有危害性和殺傷性。人群被煽動,理智的聲音往往被偏激的情緒所淹沒。我生活在中美之間,在大洋兩岸都有親朋好友,每次讀到這種不幸的文字,都很難過。病毒是全人類的天敵,從猿到人,我們每時每刻都和微生物共存。而不管在哪個時代,在地球上哪個角落,每一個人都是父母身上掉下來的肉,哪一個死亡不令人悲痛欲絕?

  星期天一醒來,我馬上查看疫情,形勢的確越來越嚴峻。小女兒學校的校長發來的郵件說,雖然上星期一直在跟師生演習網上授課,但是眼下還沒有決定停課。大女兒給我發信息說,你不要再讓文姍去學校上課了,你瘋了嗎?這個星期正是感染了的人還沒有明顯症狀,卻在瘋狂傳播的時候。我說,夏威夷只有五六例確診,學校還在決定的過程中,我們再等等吧。她急了,幾秒鐘給我發了一連串信息,劈頭蓋臉把我說了一通。就在這時,一位在政府工作的朋友說,政府在考慮全美禁飛的政策。本來文姍是春假回家,如果禁飛,她可怎麼辦?我決定給她改簽機票,讓她立刻回來。

  星期一,加州政府通知全州居家隔離,關閉一切非必要的生意。丈夫一早回醫院上班,醫院已經取消所有非緊急病人的約診,院方建議他從外州飛回來後在家休息兩周。晚上我們去機場接文姍,她不知從哪里弄來一隻很薄的口罩,戴在臉上。美國政府傳染病防禦中心的建議是,病毒不是空氣傳染,而是飛沫傳染,病人和醫護人員應該戴口罩,但是健康人戴口罩沒有什麼用。文姍說,姐姐叮囑她一定要一路都戴好口罩。回家路上,她想到家附近的一家小便利店去買些東西,我也正好買牛奶。晚上十點,商店裡沒什麼人,但是冷藏櫃裡已經沒有牛奶。

  今天我六點多就醒了,本來想在床上賴一會兒,但是想到牛奶不夠了,就起床去了二十四小時開門的超市。天邊剛剛泛起一點點發紅的亮光,映照在海灣上,波浪輕輕拍打著停泊在那裡的船隻。不管人間發生了什麼,宇宙無動於衷地運行著,黎明總是會在黑夜後到達。

  超市停車場已經相當滿,不過我還是馬上找到了停車位,邊上的一輛車裡走出一個蓬頭垢面的女人,我倆惺惺相惜互望一眼,笑了。她說你沒見過這裡在這個鐘點停滿了車吧。我說是啊,我還是頭一次這個鐘點來。

  買到牛奶回家後,我開始煮麥片,灶頭開著小火,手輕輕攪拌。

  天亮了,窗外的梧桐樹滿是嫩綠的新葉,有幾個鄰居在街上遛狗,花園裡的檸檬樹今年開了密密麻麻的花,枝頭沉甸甸地掛著鮮黃的檸檬,蜜蜂和蜂鳥在樹上周旋,一片花香鳥語。自然將季節的禮物呈現給我,提醒我,我和周圍所有的生命都是原子,都是星塵……

 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七日

  到二〇二〇年五月,美國已有幾百萬人因疫情喪生。紐約的醫院停屍房和殯儀館放不下的屍體,只好放進運輸魚肉的冷凍車裡,停在街上。

  今天一早,我接到好友電話,她的兩位朋友搶救無效,在醫院去世了。雖然我不認識她的朋友,但還是感到震驚,新聞裡的數據不再抽象。幾百萬死者的親人再也不可能在家中的花園、廚房、臥房或者洗手間的鏡子裡……不可能在任何地方看到他們,只有逝者身形的黑洞,永遠留在那裡……

  我想,幸福跟災難怎麼平衡?一邊是幾粒金色的麥穗,另一邊是無際苦難。然而,它們是平衡的,就像宇宙是平衡的一樣。那幾粒麥穗包含了每一片日出,每一片日落,每一份滋養你的美麗,每一個值得你的渴望。然而,今天你在天平的一邊,明天你也許在天平的另一邊,不需要太多理由。我們唯有珍惜。

  二〇二〇年五月五日

  五月中旬,《世間有她》的製片人給我發信,邀請我參與執導五位女性電影人共同拍攝的以疫情為背景的電影。我跟樸若木說,「這是一場正在全球發生的災難,對於我參與這部電影你如何想?」他回,「帶著使命感去拍電影,最終出來的結果都不會壞的」。

  如果參與,我應該拍什麼?十五分鐘的銀幕時間最適合的又是什麼形式?我開始尋找。

  一天,我邊聽著傑奎琳·杜普蕾拉的大提琴協奏曲《殤》,邊在電腦上搜索。我的目光被一面朱紅色窗簾吸引住,它從敞開著的窗戶裡飄出來,在寒風和雪花中飛舞。網友說,嚴冬中鄰居的窗戶一直開著,不知那家的人怎樣了。灰色的樓房,灰色的天空,這面觸目驚心的窗簾在《e小調大提琴協奏曲》中飄揚,即時的生活仿佛驟然成為了一種祭奠。那個禮拜,我每天打開手機第一件事就是去看這面充滿懸念的窗簾,在又一個不同的天色中紛飛,想像它的主人去了哪裡。

  樸若木看了窗簾的視頻後,跟我分享了一段他自己生活裡的事,「我的樓下一個開小賣部的老頭,常年孤身守著小店。他沉默寡言,不識字。每次他幫我代收快遞,我都會跟他買一條香煙,因此他努力認住801 是我的門號,總把我的快遞保存在店裡等我取。平時他晚上架一塊木板當小床,睡在店裡。過年應該是回老家了吧,至今都沒有再看見他,店也一直關著,我老想他發生了什麼事……很傷感。」

  我說,「這也感人的,淡淡的,人性的關懷。」

  他說,「拍個疫情時期的《後窗》怎樣?」

  《後窗》是一部我極其喜歡的懸疑片,男主角因為腿斷了,每天在窗前看對面樓裡的人生百態,無意中目睹了一起謀殺案。

  也許我可以從一個人物的窗戶拍隔離中每家每戶的狀態,沒有臺詞,只有埃爾加的大提琴樂,一切盡在不言中。

  網上每天傳播出令人震撼、悲憤或者感動的畫面,但我沒有找到一個形式能超越那些紀實影像的力量。《後窗》的想法很快擱淺了。

  樸若木說,「你找到最感動你的,自會有最動人的表達形式。《後窗》也只是一種方法而已。」

  接著,一個外賣小哥騎摩托車送上下班護士的事蹟,讓我產生了興趣。一開始他只是被人哀求,看人哭,看人無助,勉強幫了一次忙。後來越來越多的人知道了他,更多的人來求他,他就漸漸發揮出創造力和主觀能動性,組織起其他外賣小哥一起幫助別人。人類的尊嚴來自對個人價值的肯定,而在這個大數據時代,個人變得越來越微不足道。我從這個外賣小哥的身上,看到了個人人性的喚醒以及光芒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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