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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八


  去年,我看了《劉胡蘭》和《鋼鐵戰士》等電影,又看了《人民文藝》中許多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後,覺得這些為人民革命事業而犧牲的人要偉大多了。他們所受的酷刑拷打,上老虎凳、上絞架,不是比釘在十字架還痛苦得多麼?可是他們絲毫也沒有被這些嚇倒或屈服。劉胡蘭為革命犧牲的時候是多麼勇敢,多麼堅定,而耶穌呢?聖經上說他在釘十字架前一天夜裡,因害怕而滿面流淚,跪在地上懇求天父,若是可以的話就免了他喝這杯苦汁吧。跟無數個為革命事業而英勇犧牲的烈士比起來,耶穌顯得多麼懦弱啊!而且,革命戰士犧牲的結果是,中國解放了,中國人民翻身了,新中國誕生了。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事實,可是耶穌釘死後的結果呢?他是為把人類從罪惡中救出來而犧牲的,結果兩千年來,世界上不斷出現罪大惡極、屠殺人民的劊子手。要不是人民自己起來推翻他們的話,耶穌簡直就拿他們沒辦法。既然這樣,我怎麼可以看到這麼多偉大的人不信,卻要去崇拜兩千年前的耶穌呢?翻來覆去想了一夜,就決定把宗教拋棄了。

  有一天姚牧師來看我,照例帶來幾本祈禱書和無數鼓勵的話,但是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他。他先是驚訝,然後就難受得不得了。這是我思想轉變之一。

  我問二姨母親少年時代的事情,她想了想說,你媽媽有過輕生的念頭。我聽了很震驚。二姨接著說,她覺得以前的信仰、寄託都垮了,沒有了神沒有了永生,人到底為什麼活著?那段時期我們都很迷茫。

  二·六大轟炸那晚,你媽媽和我在一片黑暗中談到《聖經》,經文說要饒恕敵人七十個七次,可怎麼能容忍這種殺傷無辜的行徑?我們好像在找理由懷疑上帝。

  沉默了一陣後二姨換了個話題說,那時你媽媽漂亮得不得了,解放初期學校有錢人家的孩子仍有豪華汽車接送,但你媽媽騎著腳踏車,一陣風一樣進出校門的模樣,倒是更讓人家羡慕的。

  大概沒有人會想到,腳踏車上的美少女正在經歷著怎樣的精神磨難。

  我知道母親進了大學以後仍然在跟她的宗教信仰抗爭,渴望從靈魂深處把自己改變成一個共產主義者。她在入團申請書上,沉痛地自我檢討,「宗教的信仰使我不能從本質上認識共產黨和共青團,因為一從本質上來看,就矛盾了。直到上學期,我對黨團的認識還是模糊的,總是把事情對立起來,用自己的眼光來看,覺得共產黨這一點好,那一點不好,比如像鎮反、抗美援朝、土改等運動,我都能擁護,可是一說到社會發展史,勞動創造世界,猴子進化變人,我就不服帖。我不重視政治,不重視自己的生命和所有的物質……我的人生觀是:我在世間做客,我家在天。這樣的人生觀極嚴重地阻妨我的進步……」

  在接踵而至的各個運動中,她多次檢討自己曾經受的「奴化教育」。

  1942年我進了聖光中學,這是英國的教會辦的學校。學校從表面看來是不問政治,沒有黨派組織的,但學生的家庭成分複雜,有不少同學的父親是軍閥或官僚(如楊森、居正、馮玉祥、劉公雲等)。學校的牧師和經費都是英國的,教學人員都是教會(內地會)派來的。因此,我現在看起來這學校很成問題,而我受它的思想影響又很深,所以我把這一段時期的有問題的社會關係交代一下:

  1)姚如雲(Gordon Aldis)英國人,內地會牧師,家在英國,數代都是傳教士。他年輕時即被教會派到中國來傳教,並建立宗教基地,每七年回國彙報一次。他調到聖光中學來時已快五十歲了。姚牧師深得人心,我很信任他,只希望自己能和他一樣的公正和虔誠。後來我回上海,進了別的學校,他有時出差到上海,總來看我,並經常通信。解放後,他來告別,說是內地會撤退了,但是1952 年他突然又來看我,說要到暹羅去。當時我已入團,就向團支書彙報了這事。同時勸他不要傳道了,留在人民中國教外文。他沒有答應,就走了。以後未有來往。

  2)劉廣琴,是我中學裡最好的朋友,後來被教會派到加拿大去學習。當時和我通信,表示想回國,很苦悶,但回不成國。(那時上海已快解放,他父親劉公雲是財政局長,逃往臺灣,並寫信通知女兒不許回中國。)解放後她又到美國去上大學,我寫信動員她回國,但她已不想回來了,在美國結了婚,之後沒有再通信。

  3)劉德馨,聖光的教員,約在兩年前我在報上看到「特務分子劉德馨……」不知是不是他。

  4)Jill Smith,是姚牧師回英國期間,替我找的一個朋友。他希望我們彼此通信。她是一個半工半讀的女孩子,志願是將來能到中國來做傳教士,對中國的一切都要問。解放以後我們就沒有通信。

  劉廣琴趁我在新澤西拍戲,約了另外兩位同學跟我在曼哈頓聚會,但好幾次都因有人身體不適而取消。我決定先去拜訪一位叫林珊的阿姨,她上世紀八十年代去英國探望姚牧師時,從他相冊裡翻拍了許多聖光的照片。

  趁不拍片的一天,我從新澤西城坐了一個多小時的地鐵,來到她居住的皇后區。一進門,這位精力旺盛的九旬老人就大聲告訴我:我去過你家好多次——不過都是十年前的事了,你們幾隻貓都認識我。你爸爸下班回家,貓就在櫥頂上撩他頭髮,你爸就把它抱下來,跟你媽說,幫我拿兩根棉簽來,一根濕的一根幹的。然後他就抱貓坐在沙發上,用棉簽給它擦眼屎,你爸是醫生的手,很溫柔的,那只貓很信任地讓他擦。

  說著,她拿出相冊給我看,「這是尹任先校長,這是張治中將軍——他是我們校董,這是姚牧師——我不在他最寵愛的幾個人裡,他喜歡你媽媽,她英文好,每天下課就去姚牧師那裡聽唱片,學歌。」

  我一眼就從一群孩子中認出了姚牧師,他個頭瘦高,又是歐洲人,所以容易辨認。孩子們在教室裡聽課、唱歌,在操場上打球、舞劍,或在樹上、河水裡玩耍……他們的臉模糊不清,但我知道母親也在他們當中。一股強烈的思念湧上心頭——如果她能跟我一起看這些照片該多好啊。她可以告訴我,那群穿救世軍服,野營紮帳篷的孩子中,哪一個是她。

  我仿佛能看見八十年前的那個校舍:一棟方正的兩層樓瓦房,中間大門上方寫著「聖光」,一片泥土的操場,上面豎了兩個簡陋的木制籃球架,邊上有幾間茅草屋,背景是一條山脊和蔥郁的樹木。這個貌似平凡的地方,曾讓母親一生難忘。

  有一張相片,學生們穿著冬天的衣服,沿著樓牆坐在板凳上。我問,你們在幹什麼?林珊阿姨笑了出來,說,上姚牧師的課,外面天氣好,我們就要求曬著太陽上課。

  她指著另一張相片說,這個是我,我們每天的朝會,唱讚美詩,講《聖經》故事。照片裡,寬敞明亮的窗邊有一位老師在彈鋼琴,還有一位坐在琴旁,孩子們面朝老師站立著。離鏡頭最近的穿白襯衣梳兩條辮子的背影可以是任何人,但林珊阿姨知道那是自己,幸福的懷舊洋溢在她臉上。

  姚牧師珍藏的照片裡,還有幾張母親學齡前的,和幾張她在祖屋廊亭前的。不知是母親回上海後寄給他的,還是姚牧師來上海看望她用他自己的相機拍的。其中一張母親抱著一條溫馴的大狼狗,原來這就是「查理」!

  我腦子裡浮現出月光下平江路的草坪,一條孤零零的瘦狗站在當中對天哀鳴。母親曾多次講過這個傷心的景象。一九四九年,院子裡進駐了一個排的國民黨新兵,領新兵的排長帶著他的狗「查理」,住在我家的廊亭裡。每天士兵們在草坪上歪歪斜斜操練,母親和二姨就在一旁跟查理玩。一個月後部隊要出發了,排長跟姥姥說,查理就不要跟著我去當炮灰了,讓它給你們看大門吧。那以後,查理開始絕食,夜晚對月號哭。無論母親怎麼呼喚,它都不聽,每天如此。最後,姥姥把它送去了上醫的動物房。

  母親少兒時代的照片大多在「文革」中燒掉了,而它們卻被姚牧師完好無損地保存了,又被林珊阿姨翻拍下來。可惜原件本來很小,再隔著一層塑料紙翻拍,質量很差。我怎樣才能看到姚牧師的相冊呢?它們還存在嗎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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