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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五


  隨著母親漸漸失憶,她眼前的事情變得越來越空白,童年往事卻越發歷歷在目,念念不忘。在病房裡,我常把手機存的老照片給她看,讓她講小時候的事。

  一天,她說起「辛寶阿姨」家——一棟在大沽路上的弄堂房。現在回想我很詫異,她失憶到偶爾會忘記我的名字,卻記得兩歲時住過的房子和裡面的人。我問,辛寶阿姨是誰?母親說,是矮好婆的外甥女,她全家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,非常善良慷慨。他們把底樓的大房間給公公和矮好婆住,亭子間給我大舅舅和表哥住,我跟她家四個小孩住在樓上兩個小房間,小英、小芳是女孩,小良、小平是男孩,辛寶阿姨和她丈夫住在樓梯轉彎處一個小閣樓裡面。小英、小芳常在弄堂裡玩,我也想跟她們一道,但她們大我幾歲,看我連「造房子」也不會,有點看不起我。辛寶阿姨就正式告誡她們,阿中的爺娘都不在身邊,很可憐,你們要待她好點!

  我問,你們怎麼會住在辛寶阿姨家?母親說,我們從蘇州逃難到上海,寄居在那裡。後來就搬進了「祥慶村」,那是上醫在康悌路(建國東路)上的宿舍。弄堂對面沿著薩坡賽路(淡水路)向北走就是法國公園(復興公園)的後門。公公每天早上帶我去公園散步,他把兩隻手握在背後,我也照樣把手握在背後。後來,我們一老一小一前一後變成法國公園的一道景色了。

  我有一張母親在復興公園草坪上的照片,她看上去大概兩三歲,穿著一件格子連衣裙,一雙蕾絲邊的白襪和圓頭皮鞋,抬眼望著遠方的什麼東西,一臉嚴肅的問號。我在別的相片裡看見過她穿同樣的裙子,後來她長大了,裙子還穿到了妹妹身上。也許她跟我兒時一樣,只有兩套衣服替換穿,好一點的那件用來拍照。母親說,公公常跟她坐在公園的長凳上談生活,談人生。雖然她聽不懂,但是覺得倍受寵愛,因為在小輩裡他只跟她一個人這樣說話。

  他對她表哥阿倫就不像對她那麼好。阿倫是一個天才,在小學和中學的時候都連連跳級。他帶母親去街上走一圈,就能分毫不差記住每一棟樓有多少層、門前有幾棵樹,回家準確無誤地畫出來,半扇門窗都不多不少。母親看到總是驚歎不已,但公公對那些精緻的作品,非但不表揚,還要禁止他去「做這種沒有用的事」。阿倫在大學期間發了精神病,畢業後有一天被精神病院的車接走了,母親再也沒見過他。

  母親的大舅舅也是一名才華橫溢的畫家,他冬天作畫、教書、辦畫展,一到夏天就發精神病。發病時,他會把母親放在腳踏車的龍頭上,在大街小巷瘋狂地轉圈。他還會抱著她到陽臺上去,問她,你想飛嗎?我把你往下面一扔你就飛起來了。她就緊緊地抱住舅舅的脖子不放。大舅舅跟自己的表妹青梅竹馬,非常相愛,但是表妹的媽媽(矮好婆的妹妹)把女兒嫁給了一個當官的。

  一天夜裡,母親在床上朦朧聽到大舅舅在盥洗室唱歌,很好聽,歌聲伴隨她進入了夢鄉。半夜她被公公和矮好婆的尖叫聲吵醒,跑出門來看到紅色的水從澡缸裡溢出來,再從樓梯上淌下去,大舅舅躺在澡缸的血水裡,已經割腕死了。

  那個毛骨悚然的夜晚,在母親的腦子裡打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。

  記得我哥哥少年時代多愁善感,愛寫詩歌,還有很高的藝術天分。母親不喜歡他寫詩,也不給他錢買繪畫材料。哥哥就把每週日去奶奶家的公車票錢省下來,去福州路買畫畫用的紙。他在長風公園跟少年划船隊訓練的時候,常溜去公園畫海報的辦公室,跟一個叫小潘的人要公家發的油畫顏料。小潘多給幾管綠色的,哥哥回家就畫綠調子的,多給幾管藍色的,他就畫藍調子的。

  一次,母親看到他畫的女孩和寫的情詩,就要奪走沒收。他們扭打起來,畫和筆記本被搶過來搶過去,最後撕成了兩半。母親大聲罵哥哥萎靡不振,沉浸在不健康的思想裡。那時我還小,以為她發如此大的脾氣是因為哥哥早戀。

  成年後我才知道,她當時的粗暴來自恐懼。我們母系家族中的男性,有精神分裂症的歷史。這個病遺傳性很強,一般在青春期步入成年的階段發作。母親是研究神經藥理的,從哥哥出生起她心裡就埋下了這個隱患。當她看到哥哥傳承了大舅舅和表哥的藝術細胞時,便更加愁腸百結。哥哥寫得越好、畫得越好,她就越覺恐懼。跟公公一樣,母親也非理智地相信,如果能杜絕孩子身上天賜的才華,就能把天賜的詛咒也一同攔在門外。

  有幸地,那個精神分裂症的基因錯過了哥哥。想想人的一生,能自主的事真的不多。一個小小的基因突變,在人還沒有出生的時候就可以決定他的命運。

  大舅舅去世後不久,公公病逝,矮好婆病倒,母親只好搬去當時已經收養了她妹妹的「小爺叔」家。這位叔叔叫張一凡(原名張昌宣),是上海《正言報》經濟版的主編。一九三二年「一·二八」事件後,他為了安全起見,在法租界巨潑來斯路(現安福路)的美華里,租了一棟三層樓的房子,並把他父母從嘉定望仙橋接到上海。記得我母親和二姨管她們的奶奶叫「長好婆」,因為她個子很高。抗戰爆發後,小爺叔又把住曹家渡(非租界)的叔父一家人也接來同住。

  美華里那一大家子二十來口人,簡直就是一個村莊。讓我在這裡梳理一下人物關係。

  小爺叔的上面有三個哥哥:

  大哥不接受父母的包辦婚姻,婚後從未與媳婦同居,獨自到嘉定婁塘鎮去經營一家布店。這位沒有文化又沒有父母的大兒媳沒有退路,只得留在張家伺候公婆。

  二哥也逃脫了舊式婚姻,把妻子和三個兒子留給父母,移民去新加坡當了國學教授。二哥的大兒子由祖父母做主,過繼給了大兒媳,也算是給她一點安慰。我母親叫他「大阿哥」。大阿哥白天在大學念書,晚上到《正言報》工作,常常帶小說回家,母親愛讀小說的習慣就是在那時養成的。後來,我和哥哥都不分輩分地也叫他「大阿哥」。他老了以後,母親時常去探望他,總是跟我們說,大阿哥最好了,一有空就騎腳踏車蕩我去矮好婆那裡。

  三哥就是我的外公張昌韶。

  小爺叔自己有一女兩兒,小兒子生下不久他也離婚。我母親到他家的時候,她妹妹加上六位表兄妹都由大兒媳一個人照料,都管她叫「媽媽」。所有孩子和公婆的衣服鞋子,全由「媽媽」一手縫製,每年還得上別的親戚家小住,去給他們縫製衣服。全家十幾口人的被子衣服也都由她洗曬,還要給一群孩子洗澡洗頭。小爺叔雇用了一位叫吳媽的姨娘,負責做飯和打掃。

  我發微信問二姨,「媽媽」後來去了哪裡?二姨回,你姥姥從重慶回上海後,把她接到平江路的房子住,搞些縫補和織毛線的活。她覺得太閑就回嘉定望仙橋張家老屋裡,一人獨居,拼命種田。我高中畢業看過她一次,她全靠鹹菜度日,我去了就到街上飯鋪點了麻婆豆腐招待我。我在清華大學的時候,她得肝癌去世了。

  我總覺得,「媽媽」有點像魯迅筆下的一個人物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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