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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二九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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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位學生分享了這樣一段生動的記憶,也讓我不禁微笑:「一天,師資進修班進行一個很複雜的動物實驗,一切都準備妥善,可是記錄呼吸的瑪利氏氣鼓,偏偏紋絲不動,工作無法進行,十幾個人,焦急地瞪著氣鼓,七嘴八舌分析原因,足足有半小時,找不出癥結所在,大家一籌莫展。忽然,張老師從這裡經過,大家高興極了,都請他來找原因。實際上也是想難一難老師,試探他的才華。他冷靜沉著,若有所思地端詳了一會,性急的李文漢直喊,張先生您說話啊!張老師指著氣鼓底下一個調節氣量的小螺絲,慢條斯理地問,是不是小螺絲未扭緊?一位高師班學員,遲疑地伸出手,將螺絲擰緊,突然,瑪利氏氣鼓隨波動的呼吸而起伏,將呼吸清晰地記錄下來,全場譁然,為什麼這麼多人都想不到,而張老師在極短的時間內解決了,充分說明了老師洞察入微,智慧超人,令人不勝欽佩。」 一九八三年姥姥為《自然雜誌》寫了一篇紀念外公的文章。那時我正在美國打工留學,沒有看到,姥姥也從沒跟我提起過。直到翻閱外公百年紀念冊時我才看到。姥姥在描寫她摯愛的文章裡,毫無廉價的煽情,只是簡練而生動地描寫了他的作風、個性和情趣。 他有一個整潔的習慣,每一本書,每一件東西,都有固定放置的地位,需要使用時總是可以立刻拿到,不用尋找,而他的妻子和女兒們,恰恰相反,三天兩頭得尋找什麼東西,找不到時心煩生氣是常事,他覺得這樣的事可笑,卻並不批評,在處理人和人的關係上,他尊重別人……不喜歡用語言來批評或干擾別人,包括他的家人。 在這間書房裡,除了工作和生活的必需品,沒有任何字畫擺設,牆上只有世界和本國地圖,桌上只有日曆、小鐘和文具,有時茶几上出現一瓶鮮花,他也不反對。 ……他從來沒有說過不歡迎別人進入他的書房的一類話,可是家裡人都知道他需要獨處一室,因而盡少闖進去驚擾他。陪伴他的,往往是一隻小貓,小貓不會說話,只會蜷伏在他的膝蓋上瞌睡,卻是一個好同伴。疲倦的時候,他放下工作,欣賞一下《聊齋》文學的精練,或者契訶夫短篇小說的雋永,作為休息。 如果說我對外公有任何記憶的話,那就是他的書房。我似乎有這樣的印象,黃昏時分,外公坐在書桌前,綠色玻璃罩的檯燈亮著,我走到他跟前,也許是去叫他吃飯。他轉頭對我微笑,伸腿讓貓離開,再把我抱到他的膝蓋上,手把手教我寫字。他死後我還看見過那本田字格的練習本,第一行是外公的手跡,「說話要和氣」,接著幾行是我歪歪斜斜抄寫的。 二〇一四年,我參與了中央電視臺的一個叫《客從何處來》的尋根節目,去挖掘外公簡歷上空缺的四年。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八年正是他從少年走向青年,世界觀和價值觀形成的關鍵年齡,這四年卻是空白的。也許這裡隱藏著某種答案,為我解釋這位我過早失去的長輩。或者,我們追溯血緣關係,其實也是為了能解開某些自身的謎? 節目組把我帶到上海圖書館。圖書館員從資料庫裡拿出一遝江蘇省立第四中學的校刊。在民國十三年(一九二四年)的校友會月刊第一版裡,記載著學校期終考試的情況,「分數最優秀的給予獎狀各一張,張昌紹總平均分數有92分之多,當然為高級部之最優者」。 我的大女兒從小就有超越自己年齡的求知欲望和學習能力,不管考哪門功課,她永遠考第一。我每次跟母親提起大女兒,母親總是說,她像你外公。傳說裡的外公,在任何地方考試都永遠考第一。但我有時候會想,也許就只是個傳說吧,許多家庭都有這樣越傳越神的長輩。圖書館裡那些近百年前的白紙黑字,卻實實在在地為我證實那些傳說。 外公只念到小學畢業,就停學去蘇州樹德醫院做了學徒。姥姥在回憶外公的文章裡描寫了他那段時期的經歷:「初進醫院,只做些清潔掃除工作,包括倒痰盂、洗便盆、洗瓶子等,此外就是零碎跑腿的雜活,後來讓他看過門,同時搓棉球、疊紗布,並做些消毒工作。經過門診跟班見習,幫忙換藥以後,也叫他湊數看看門診,管管病房,最後甚至派他單獨出診。」 外公愈來愈感覺到,跳過中學要想學醫相當困難,於是就買了中學課本來自學,麻煩的是師母派給他的雜活太多:一下要他上街去買這買那,一下塞個小孩給他,要他抱小孩,哄小孩。而且師母相當吝嗇,晚上規定熄燈的時間。白天,當然抽不出時間來補修中學課程,沒辦法,只好晚上冒險犯規,到熄燈時間以後,就用棉毯擋住燈光,偷偷地閱讀、做習題。看不懂和做不出的習題,都在小本子上記下,找機會請他叔父教一下。 外公就是這樣自學了中學課程後,在一九二六年考取了蘇州的江蘇醫科大學。可是在錄取後,校方發現他沒有中學文憑,不同意他入校。他無可奈何,只好退回去考太倉中學(蘇州省立第四中學)的高中插班生。 圖書館員給我看的第二份校刊,介紹了學校的一場雄辯會。第一個題目是《我們中學校應否注重英文》,結果支持注重英文的正面隊得勝。而支持隊的首席辯論者,就是高二理系張昌紹。第二個題目是《統一中國用和平歟用武力歟》,結果反面隊得勝,首席辯論者也是張昌紹。我很驚訝,印象中含蓄沉默的外公,原來是一位熱衷辯論的少年。我可以想像外公具有清晰過人的邏輯性,但很難想像他在台上聲情並茂的模樣。姥姥、母親和我的兩個姨都說過,外公在生活中是一個寡言的人。他不懂寒暄,也不會閒聊。 姥姥曾經這樣描寫外公這方面的「缺陷」:「他普通話講得不標準,英語雖然管用,發音也不高明,妻子好奇地問過他,是否因為你說話時過分節約,影響了語言中樞的發達?他想了一下,點點頭說,可能。等了一會,又補充一句,我是用眼睛和耳朵的時候多些。」 然而,「說話時過分節約」的外公,在遇到他認為有價值的主題時,卻是雄辯的。難怪所有聽過他講課的學生,都回憶到他演講時的魅力和感染力,連其他教授都會抽空去聽。而他在講臺上的生動和優雅也並非天生,一位當年的青年講師回憶外公給她的教誨:「講課猶如彈鋼琴」,言下之意,這是一門需要花時間練習的藝術。 我在上海圖書館看到的最珍貴的資料,是外公在太倉中學校報上發表的文章。報上醒目的標題《手淫之預防法》和下面的「作者張昌紹」,讓我忍俊不禁。但細讀文章,不難發現他的思考是極其嚴肅的:「青年時期,性欲旺盛;偶一不慎,即易犯手淫之惡癖,以致身體衰弱,精神委頓。前程遠大,希望無窮之青年,往往因此一變而為傴僂曲背,遇事消極之老人。其影響於社會國家,若何重大也;當茲國難方殷,諸端待舉,吾曹任重之青年,即不為己身計,何不為國家計焉……」 現在的人讀起來,一定覺得外公那時的說法不科學。但是十八歲的他在思考的是,如何征服和超越自身欲望的捆綁,去追求更值得的目標。 還有一篇《平民教育與平民生計在今日孰為重要》的文章也引起我的注意:「嗚呼,今日之社會狀況,貧困極矣,民生憔悴,財政困難。固今日若為挽救國家計,舍提倡平民教育,增加平民程度外,殆無他法……」 這些文章讓我感動,我想像少年的外公握筆深思的神情,心裡湧起一股近似母愛的驕傲。那是一個十分動盪的年代,中國處在軍閥混戰、南北對峙的分裂狀態,外公因而產生了強烈的救國救民的理念。 一九二五年五卅慘案後,外公領導的學生會在校報上宣言:「這是何等可恥、可痛、可慘的事,難道我們是袖手旁觀的嗎?木然無動於衷的嗎?」同一期刊還寫道:「學生代表張昌紹、吳君健二位赴滬,下午募捐團持捐冊及竹筒在城鄉各地分頭募捐,援助滬案。」十九歲的外公開始呈現出他身上固有的愛國情懷、知識分子的良知、正義感和理想主義。他已經懂得,個人的生存固然重要,但創造一個值得生存的社會才是更重要的。在我尋找外公足跡的過程中,我認識到,對於那一代知識分子,愛國是一種發自肺腑的、深思熟慮的、艱難疼痛的炙熱之愛。 據母親說,外公最滿意的生活,就是深深沉浸在他的科研工作中。從英國留學開始,他就被兒茶酚胺和腎上腺素神經藥理所吸引,這是他最渴望研究的領域。但是為了國家的其他科研需要,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推遲這一研究題目。先是戰爭中需要治瘧疾,再是農民需要治療血吸蟲病,接著是研發避孕藥。外公總是心甘情願,並熱情地投入到這些工作中,哪怕成年累月地辛勤勞動,所得到的只是一點一滴、極其微小的突破,對他來說也是極大幸福。到了六十年代,國際上腎上腺素神經藥理蓬勃發展起來,外公深深感到,中國進軍兒茶酚胺的時機終於來到了,他摩拳擦掌,準備把畢生精力奉獻給這門科學。 我正寫到這裡,母親過去的博士研究生,給我發來一篇「中科院上海藥物所最佳研究生論文」。雖然外公終究壯志未酬,但是在他去世半個世紀後,晚輩們依然在提及外公的科研成果:「……如果仔細思考科學院上海的生命科學研究最高峰,可能迄今為止,合作的研究仍然還是胰島素合成……而由個人做實驗的研究,可能還是一九六二年鄒崗和張昌紹的研究。」鄒崗當年是外公的博士研究生。記得在外公去世後,他曾多次來探望過我的姥姥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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