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學達書庫 > 現代作品 > 貓魚 | 上頁 下頁 |
| 一一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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舞臺背後另一出更觸目驚心的戲,發生在演出之後。在黨中央撥亂反正的號召下,上影組織了幾次「三大講」會議。我平時打乒乓球的那間房裡,擺了一排排長凳,劇團裡在「文革」中迫害過別人和被迫害的人,都面對面坐下,「講清楚」過往的恩怨。那些顫抖的、聲嘶力竭的、哽咽的聲音,訴說著曾經發生在同事間的互相揭發、誣陷、暴力和無奈。當演員穆虹的愛人描述她丈夫是怎樣死去的時候,全場鴉雀無聲,只有坐在她對面的打手雙手捂住自己的臉,眼淚像滂沱的雨水那樣從指縫裡流下來,滴到地上。尤其難忘的是個別被迫害者——或者心有餘悸,或者不願參與「報復」,或者明白「講清楚」在本質上是徒勞的——堅持沉默,散會時他們的凳前總是一堆煙頭。我們的老師中有不少人遭受過毆打。其中孫景璐老師因承受不住企圖自殺,被送到醫院搶救回來。人與人之間臉皮全撕掉,傷疤全揭開,培訓班的同學們聽得目瞪口呆。那些以前在我們眼裡虛焦的喝茶、看報、下棋、織毛衣的人突然有了焦點,變得鮮活、立體、複雜起來。 「四人幫」倒臺後不久,謝晉導演請我去主演他的電影《青春》。謝導之前來過我們培訓班一次,好像是為了他的另外一部電影找女主角。班上的女同學都為他演了小品,但是老師們覺得我太小了不合適,所以沒有參與小品演出。沒想到謝晉導演留心到了坐在台下的我。進組後我發現,《青春》的攝影師沈西林也是之前《歡騰的小涼河》的那個攝影師,他那天也留心到了我。 那個年代拍戲週期長,一部電影可以拍上十個月一年,有足夠的時間去體驗生活和排練。開拍前,我們演員組在寧波東海艦隊待了一個月,每天夾在一群女兵當中在東錢湖邊操練,然後到食堂用巨大的鋼勺盛飯盛菜,盡情地吃。吃完午飯,謝導就拿出那天新寫的小品,為我和張瑜排練。我害怕排練,害怕謝晉導演,總覺得他會在開拍前覺悟過來,發現我不可調教,不要我了。那年夏天很熱,謝導總是穿著一件白襯衣或者白汗衫。他工作的時候十分忘我,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衣服已經濕透。心情好的時候,他會在排練結束後順手擰乾滴著汗的下擺,開玩笑說,我每天喝上好的白酒,出的汗吃下去可以治病的,你們要不要。 拍攝期間,張瑜、俞平和我三個人同住一間簡陋的平房。廁所離我們的房間很遠,需要走過一塊泥地。廁所就是一長條蹲坑,蹲在那裡能看到下面又肥又白的蛆在屎堆裡拱。剛到不久的一個雨夜,我去上廁所。路過那片沒有路燈的泥濘地,我非常害怕。一走到廁所我就滑了一跤,差點沒掉進去。第二天到食堂吃飯的時候,我把桌上盛粥盛湯的搪瓷小臉盆偷了回去,洗乾淨後擱在床底下,晚上不用再去廁所了。 也許是因為那時的膠片相對人和時間更為昂貴吧,我們是隔天拍戲。第一天技術掌握,第二天實際拍攝。技術掌握的時候,我們把要拍的內容——演員的臺詞和走位、攝影機的位置和運動、燈光的數量和佈置——都仔細排演一遍。拍攝的時候我們基本上按照頭天的計劃,很少有即興的發揮。 那時的膠片感光度差,需要打很亮的燈光。記憶中照明組好像是攝製組裡最龐大的部門,有好幾輛大卡車。每天工作結束後,我總是躺在照明組卡車的大卷黑色電線上,一路睡回招待所。也許是缺乏安全感,我跟導演組或演員組的人在一起,總是覺得有壓力,害怕被審視和評定。所以我總是跟照明組的人在一起,自由自在,還有些被寵愛的感覺。有時候,路邊有賣農產品的攤子,卡車就會停下來,我和幾個照明師傅就跳下車去買炒花生、炒黃豆吃。有一天,我們看到一個老鄉在賣老母雞,就下車跟他討價還價,但是扯了好久還談不攏。我偷偷從口袋裡拿出一盒萬金油,趁老鄉不注意,抹到了雞的眼睛上。老母雞開始抖動它的頭,發出奇怪的聲音。老鄉看到後有點納悶,不知這雞突然得了什麼病,馬上同意把它便宜賣給我們。我們高興得一路嘻嘻哈哈,到招待所馬上開始殺雞、拔毛、燉湯。兩小時後,我們每人盛了一大碗,吃了一口才發現,萬金油的氣味還在,這鍋湯根本沒法喝。 《青春》上映以後,我一夜成名,被邀請到各學校和少年團體去做講座,讓我父母非常擔憂。正巧那一年,停止了十年的高考終於恢復。家裡決定我必須複習功課,奔赴考場。母親希望我能學醫。她問我,你想做電影廠裡中等好看的,還是科學院裡最好看的人?但是我讀小學的時候正遇上「文革」,基本沒學到什麼文化,中學又只上了幾個月,數理化水平離同齡人太遠,要報考醫學院是不可能的事。父母、姥姥商量下來,決定我應該報考文科。我那些年沒有中斷跟著無線電學習英文,考外語學院就成了我唯一的優勢了。 那是一個悶熱的夏天,培訓班院子裡的樹葉和草葉紋絲不動,小湖裡還滋生出好多蚊子,我打著扇子,點了蚊香,坐在桌前學習。總是M,拿著一隻熱水瓶,裡面盛了冰涼的酸梅湯,給我送來。那是多麼甜蜜的慰藉。我邊喝冷飲邊小歇一下,跟他訴說自己的不自信。他說,你這麼用功,上帝一定會保佑你的。說來也奇怪,我們經常提到「上帝」和「命運」這樣的字眼。我那時還不知道,M已經開始漸漸地成為一名虔誠的信奉者。 有一次,在複習了一天以後,M、閔安琪、我,還有另外一位同學,坐在我們女生宿舍前聊到深夜。印象中那天大院裡好像只剩我們四個人,遠處幾間平房的窗戶都是暗的,到處一片漆黑。我們宿舍外的木頭電線杆有點歪斜,燈罩把燈光聚成一個黃色的圓圈,籠罩著我們四個。我不記得那晚我們具體說了什麼,只記得我們不是在說笑,而是在交流思想。那份信任和知心的酣暢,是日後很少再有的。 高考的那個星期,我搬回家裡住,姥姥每天為我蒸狀元蛋,那是用鮮雞蛋、鹹蛋和肉糜做的燉蛋。姥姥從來不是一個迷信的人,但她堅持說這個狀元蛋很靈的,在她自己身上、在她女兒身上都得到過驗證,我吃了一定考得上。那時的物質生活還是很貧乏的,狀元蛋是極其奢侈的食物,每天吃了去考場,我感到非常滿足、溫暖和篤定。記得在我高考前兩年,哥哥要參加一場全國划船比賽,前三名的運動員可以留在上海隊,避免到農村插隊落戶。賽前晚上哥哥很緊張,姥姥見了就從壁櫥裡找出一根一寸長的高麗紅參,跟他說,這個很靈的,以前我弟弟打仗開戰鬥機幾天沒覺睡,就靠咬著高麗紅參活了命。明天你把它咬在腮幫子裡,你就會超出你以前的速度。哥哥果然在那場比賽中超出了自己過去的最佳成績,進入了前三名。在我和哥哥準備背水一戰的焦灼時刻,姥姥那麼不動聲色,巧妙地賦予了我們一種神秘的信念。 奇跡般地,我真的考取了上海外國語學院。我的相冊裡,保存了一張去上外之前的照片,我捧著一大堆同學們送給我的紀念禮物,抬頭看著照相的人。禮物大多數是在扉頁上留了言的筆記本,這是那個時代最時興的臨別禮品,寄託了兩年多來同學之間的情誼。 到上外報到那天,好多同學都去送我,每人手上拎著一點行李:被子、枕頭、墊被、蚊帳、臉盆、熱水瓶、箱子,浩浩蕩蕩的一群濃眉大眼的「一號人物」,吸引了全校師生的目光。我好驕傲啊,別人最多只有一家人,而我像一隻森林裡傲慢的狼,有我的群。同學們放下行李離去的時候,我心好痛,不只是離別友人的傷感,而是預感到我們將要真正意義上的分道揚鑣,各自奔向完全不同的未來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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