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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
  客廳裡搬來一家蘇北人——父母、三個女兒和一個兒子。他們經常爭吵,還罵髒話,但日子過得生龍活虎。我喜歡偷看他們的舉動,偷聽他們的對話,偷聞他們廚房裡的味道。有一次,他們一下子煮了好幾鍋黃豆。我心想,這麼多,吃不完餿了多可惜啊。這些黃豆的命運,變成了我在那幾個禮拜最關注的事情。接下來,它們被碾碎,拌了鹽和別的什麼佐料,又被裝進兩個開水燙過的罎子裡。然後,好些天都沒有黃豆的蹤影,我心裡充滿疑惑。終於有一天,罎子又出現了,裡面的黃豆都長了白花花的毛,一股又香又臭的氣味充滿了整棟房子。他們一家人有說有笑,把黏糊糊的霉黃豆捏成一塊塊的餅,放進竹匾裡在花園裡曬。後來我從他們家小女兒那兒打聽出來,他們原來是在釀制鮮醬油。

  飯廳裡搬進一家三口,進門出門、燒飯上廁所都低著頭。沒人知道他們的姓名或者職業,沒人看見過他們的眼睛或聽見過他們說話,就連小毛頭都似乎沒有哭聲。後來他們家一個崇明阿婆也搬了進來,在廚房裡帶孩子,我總是看見她把飯菜放在嘴裡嚼得很爛,再吐出來放到小毛頭的嘴裡,覺得她不懂衛生。

  一層的臥房原來是我哥哥的房間,「文革」開始後他被送到徐家匯奶奶爺爺家,那臥房一度成了上醫革命造反派司令部。後來司令部搬走了,住進來一戶寧波人家——夫妻、小孩和阿婆。有幾回我看見阿婆送給姥姥寧波帶來的莧菜梗。姥姥平日從來不跟搶房子進來的人打交道,但她還是收下了寧波阿婆的禮物。她垂涎一切發酵過的臭食品。

  樓下三戶加上亭子間的人家,合用樓下的廁所和樓梯口的暗廳,他們都把自家不怕偷的東西放在那廳裡占地盤。蘇北人和寧波人兩家,經常為這些合用的空間吵得不可開交。有一次兩家打了起來,一陣打罵後,蘇北人家的二姐和寧波人家的媳婦,一個揪頭髮一個咬耳朵僵持住了,誰也不放過誰。我和哥哥站在樓梯上往下看,黃黃的電燈泡下,只見頭髮從頭皮上被生生揪下來,鮮血從耳朵根流下來滴到地板上,驚心動魄。

  住進亭子間的是一個護士,她的個子跟我這個六七歲小孩差不多高。這讓我有點困惑,就問她,你是大人還是小孩?她不回答我,只是透過厚厚的眼鏡片瞪住我。看到她嘴唇上方的汗毛很濃重,我便認定她不是個小孩。很快,她結婚了,但丈夫很少在家,每個月只來住幾天。這個丈夫每次來都帶著板鴨、火腿、鰻鯗、筍乾等稀罕食品,掛在我們樓上晾衣服的竹竿上,兩三天后那些東西又都不見了。父母議論他是溫州來滬跑單幫的,跟這個護士結婚就是為了在上海有個落腳點。後來護士大了肚子,爬那半層樓梯回家變得越來越艱難,每次丈夫回來她都要罵他,開罵前總是大聲叫他:「同志啊!」

  最後搬進來的是一對醫生,住下不久生了一個女兒。他們佔用的是姥姥跟外公一起住了二十年的主臥室,帶有單獨衛生間和一隻大壁櫥。姥姥搬出那間房間後一直失眠,晚上吃了安眠酮就口齒不清地在這間房門口,詛咒這家人的祖宗十八代。有時她會服了藥之後去浴缸裡泡著流淚,好像只有在這種半清醒狀態下,她才可以自由地悲痛。媽媽總是拿著毛巾和衣服,半抱半拖把她送到床上。

  那以後的幾年裡,家裡有一位常客。我下課回家,就看見他坐在父母的床沿上,床沿鋪著花毛巾,母親矜持地坐在另一端。這間屋本來有一個陽臺和兩扇寬敞的鋼框玻璃門窗,但是陽臺被封起來給哥哥用了,房間裡面就變得很暗。他們坐在曖昧的光線裡,不說什麼話,一坐就是個把小時。有幾次,我進屋,他就一把抓住我,把我按在他的膝蓋上,緊緊地摟著我,撫摸我的身體,貼著我的耳朵說,長大了一定要跟他兒子結婚。我雖然還小,但是本能地懂得他的觸摸是猥褻的。我僵硬地坐在他的膝蓋上,忍受著,等著母親說,妹妹去做作業吧;或者,妹妹去曬臺收一下衣服。有時候,這位叔叔的兒子也跟著來我家,母親總是讓哥哥教他畫畫。我們都知道,叔叔是母親的領導,是可以保護她的。

  外公因是畏罪自殺,家屬得不到任何津貼,姥姥被打成反革命後,也停了薪水,每個月只有幾塊錢的生活費,我們的家境變得很拮据。母親和姥姥都不會過日子,心血來潮的時候,母親會去買話梅、桃瓣、醬芒果幹;姥姥也會買椰子醬、麵包、烤子魚罐頭那樣的奢侈品,經常是到發工資前幾天就維持不住了。這種時候,母親和姥姥就會互相責怪、爭吵。吵架開始都是為了菜錢,但是很快就變成了母親對姥姥的控訴:「我才五歲啊,你就把我丟給人家,自己去了英國,我吃蛀掉的米,褲子破了用書包來擋,後娘都不會這樣對孩子啊……」那段幼年的不幸被母親多次提起,每次吵到這個地步姥姥就只好不響。

  有幾回,在沒錢買菜的時候,我不知道從哪裡學會了用糧票去跟人換雞蛋。印象裡那人像農村來的,雞蛋放在一個竹籃子裡,上面蓋著破毛巾。老保姆被送回鄉下老家後,我開始掌廚。那時我大概十一歲,還在長個兒,周圍的煤氣灶、水槽、刀砧板都顯得很高。每天早上,我把米淘好。中午一下課就把書包往背後一推,開始燒飯。我能把很小一塊肉切成很細的肉絲,炒一炒,再把大白菜放進鍋一起煮爛,勾芡後放味精,就是一大鍋很香的「爛糊肉絲」。我還能把一根很細的帶魚,做成兩大碗「苔條面拖帶魚」,分兩頓飯吃。弄堂大門外的水果攤上,常有爛掉了半個的蘋果或鴨梨。我總是會很便宜地把它們買回家,去掉爛的部分,切成小塊,用糖精和藕粉做成水果羹。這些都是我非常樂意做的家務,但是我痛恨洗碗和一切廚房的善後工作。這些全都推給哥哥去做。哥哥畫畫,需要我做模特兒,我常用洗碗作為交換條件,同時還要求他,必須把眼睛畫得比實際的大。

  哥哥天性敏感,從小熱愛美術、詩歌,他最大的夢想就是把畫畫好。但是為了避免畢業後插隊落戶,父親逼他參加過游泳隊、水球隊和划船隊。硬是把一個文弱的男孩,練成了一個渾身腱子肉的少年運動員。哥哥所在的划船隊,每天在長風公園訓練。有一天,他在湖裡逮了十來隻蛤蟆,回來後放在澡缸裡。它們長腿、大眼睛,醜得可愛,我不知道怎樣才能把它們做成菜。母親到家後,站在澡缸邊看了一會,然後回屋拿了一把剪刀。她抓起一隻蛤蟆,拎著它的腳往澡缸邊上狠狠一甩,看它不動了,就在嘴上剪開一個口,拽一把,整張皮就撕了下來。

  我不會忘記母親那天的手,她的動作自信、簡練,好像這是她每天在做的事情。澡缸後上方有一扇朝北的小窗,漸暗的天色裡,蛤蟆在搪瓷上徒勞地趴著跳著。母親緊閉著嘴不說話,只聽到蛤蟆和澡缸暴力相撞的啪啪聲和撕皮的刺啦聲。

  現在我也為人母,可以懂得,母親面對蛤蟆時的勇敢和無情其實是在給我做榜樣。她總是有意無意地抓住一切「可教育時刻」,教我去學會生存的技能。大概在我十二歲的時候,母親教會我打靜脈針。那年,她接到了一項重要科研任務——從神經藥理的角度,尋找針刺麻醉的鎮痛原理。實驗室有動物房,我喜歡去那裡撫摸頭皮裡埋了電極的小老鼠和大白兔,還有狗和猴子。星期天早上,母親常帶著我用水管沖洗猴子的籠子,然後把糞便清掃掉。有一次,我們發現水管不見了,前後左右找不到,好半天才注意到,幾個猴子不知怎麼把管子鉤到了籠子裡,然後一起坐在上面,顯然是不想讓我們用水沖它們。母親笑起來,誇那些猴子聰明。那天,她打開一籠做過實驗後廢掉的小白鼠,抓起一隻,給我看它半透明的尾巴裡的四條血管,然後把著我的手,教我把針頭紮到靜脈裡,再把針筒往回抽一下。她說,你看到回血就是紮准了,現在注射空氣進血管,小白鼠就猝死了。

  幾十年後在大洋彼岸,我被送到醫院做緊急剖腹產,那是我這輩子頭一次打靜脈針。針頭紮進血管的那一刻,我突然想到在我手裡痙攣的小白鼠,眼睛盯著輸液管,沖著護士大叫:「裡面有氣泡!」

  許多當年母親教給我的科學常識,像是寫在我眼皮底下的課本,合上眼我就能看見它。有時候,我留意到自己跟女兒們重複我母親的話。比方說,洗青菜要洗完了再切,先切後洗的話,會丟失太多的維生素;想要青菜出鍋時是綠色的,鍋蓋就只能蓋一回,揭開以後再蓋上一定會發黃;煮幹豆類的時候先不要加鹽或糖,這樣才容易煮爛;還有,洗髒衣服用水泡是沒什麼效果的,需要重複擠掉髒水倒入清水,洗滌就是通過這樣的交換完成的。

  最難忘的常識,是關於水和油。我剛開始炒菜的時候發生過一個事故,我把油倒進了一個濕的炒鍋,結果臉被滾燙的油濺到。母親嚇壞了,拿了筆和紙,跟我仔細解釋了水的分子和油的分子、水的沸點和油的沸點的區別,說明為什麼鍋子必須是完全幹的才能把油倒進去。在母親眼裡,炒菜於我變成了一件極其危險的事,她最大的恐懼就是我的眼睛會被油爆瞎。後來我到美國留學,母親給我的每一封信裡都要加上「炒菜要小心,油不要濺到眼睛裡」。那些年我面對的人生危機母親無法知道,她只能茫然地擔憂,而眼睛被滾油爆瞎這樣危險的事,象徵著一切可能發生在她女兒身上的邪惡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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