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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六


  十

  一九七二年,父母先後從外地回到北京,母親隨父親一起調到沙河的幹校,在醫務室工作,珊珊留在湖北,在襄樊地區某軍工廠當技術員。

  父親那年五十整,年富力強,每天都幹農活兒。週末父母回家休假,弟弟在北京泡病號,空蕩蕩的家頓時顯得擁擠了。我的朋友三教九流,穿梭如織,讓父親眼花繚亂,尤其像彭剛、薑世偉(芒克)這樣的「先鋒派」,就跟外星人差不多。除了史康成和劉羽等個別人例外,幾乎全吃過閉門羹。一提到父親,他們都條件反射般伸舌頭。

  彭剛為我臨了列維坦的油畫《湖》,釘在我床鋪上方。彭剛的列維坦與十九世紀俄羅斯畫風無關,基調變成赭灰色,跟他眼神一樣處於半瘋癲狀態。那是典型的表現主義作品。

  家裡地方小,父親像籠中獅子踱步,每次經過那畫都斜掃一眼,甚至能感到他由於恐懼與憤怒所致的內心的戰慄,看來彭剛的列維坦深深傷害了他——現代派風格與現實世界格格不入。一天晚上,父親終於爆發了,他咆哮著命令我把畫摘下,我不肯,他一把從牆上扯下來,撕成兩半。旁邊正好掛著我叔叔趙延年為父親作的墨線肖像畫,禮尚往來,我順手夠到狠狠摔到地上,鏡框碎裂。

  每次爭吵,往往以同樣的方式告終——他打開大門叫喊:「這不是你的家,給我滾出去!」如果泡病號回不了工地,我就到史康成或劉羽家打地鋪,最後由母親出面調停,把我勸回家。

  一九七五年夏和父親大吵後,一怒之下我和劉羽上了五臺山。十天后回家,珊珊從湖北回北京出差。我們兄妹倆感情最深,不願讓她為家庭糾紛煩惱,我儘量瞞著。可在她逗留期間,我和父親再次衝突。待平息下來,夜已深,我和珊珊在廚房,相對無言。她沮喪地靠著牆,我依在水池上,水龍頭滴滴答答淌著水。

  「人生就是個接送」,總有最後一次。那次為珊珊送行,由於無軌電車太擠太慢,趕到北京站只剩十分鐘了。我們沖向站台,好歹把行李塞進貨架,車廂哐當搖晃,緩緩移動。隔車窗招手,幾乎沒顧上說句話。誰想到竟成永別。

 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晚,我在傳達室接到長途電話,得知珊珊因游泳救人失蹤的消息,連夜騎車去電報大樓,打長途電話通知在遠郊的父親和弟弟。第二天凌晨山搖地動,唐山地震。父親和弟弟中午趕回家,人們都聚在院子裡,母親已處於半昏迷狀態。

  我和父親決定立即動身去襄樊,先上樓取隨身衣物。我緊跟在父親後面,磕磕絆絆,幾乎連滾帶爬上四樓。他老淚縱橫,喃喃自語,我衝動地摟住他一起痛哭,並保證今後再也不跟他吵架了。

  去襄樊是地獄之旅,不堪回首。

  那兩年家中一片愁雲慘霧。我把工地哥兒們陳泉請來,為父母說快板書,博得一笑。

  兩年後,母親因長期抑鬱患心因性精神病,由我們輪流照看。

  一個做母親的,從痛失女兒到精神瀕臨崩潰,再到戰勝病魔,那得多麼堅強、需要多大毅力啊,是濟年與我手挽手,才使我在生與死的考驗面前挺住了。濟年總勸我女兒是為救人而犧牲的,那是以一命救一命。人生本無常,而生命彌足珍貴,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,要頑強地活下去。(摘自母親的口述記錄)

  十一

  一九七九年,中國人民保險公司重新開張,父親從「民進」調回去,主管國內業務部。他整天飛來飛去,開會調研,忙得不亦樂乎。一九八〇年秋,我結婚搬了出去,與父親關係有了明顯改善。

  平時各忙各的,週末或逢年過節全家聚聚,吃飯打麻將東拉西扯。八十年代是「連接兩個夜晚的白色走廊」,雖說陰影重重險象環生,但人們似乎充滿希望,直到進入一個更讓人迷失的夜晚。

  一九八九年春我離開中國。兩年多後,父母帶上田田去丹麥看我。母親的腿摔壞了,走路不便,我和父親輪流推輪椅。父親一九九〇年退休,明顯見老了,身材抽縮,滿口假牙。大概互相看不慣,我跟父親還會鬧彆扭,但很少爭吵,相當於冷戰。有時出門散步,我故意推著母親疾走,把他遠遠甩在後面,回頭看他弱不禁風的身影,又心生憐憫,放慢速度。

  父親在國外鬧了不少笑話,成為親友的趣談。在丹麥,田田的一對小鸚鵡死了一隻,父親帶她去寵物店再補一隻。他用僅會的幾個英文單詞對老闆說:「一隻鳥死了」(One bird dead),沒下文,老闆摸不清頭腦,就賣給他一對。我下課回家,發現籠裡有三隻鸚鵡。

  巴黎,一個星期天早上,父親獨自出門攝像。一個白人小夥子很熱情,比畫著要為他拍攝,攝像機一到手撒腿就跑。父親緊追不捨,行人們跟著圍追堵截,那賊慌了神,一頭紮進自己家中。有人報警,警察隨即趕到,人贓俱在。最有意思的是,父親跟著去警察局作證,一個法文詞兒都不會,居然完成筆錄。原來那台攝像機一直沒關上,錄下全部過程,包括晃動的大地和賊的喘息。那年父親七十三歲。

  待我搬到加州定居,父母去住過兩次。美國鄉下生活實在太無聊,我又忙,只能偶爾陪他們出門散心。

  自八十年代起,我和父親的地位顛倒過來——他對我幾乎言聽計從,至少口是心非。我們從未真正平等過,有時我多想跟他成為朋友,說說心裡話什麼的,但發現這不可能。

  其實,幾乎每個中國男人心中都有個小暴君,且角色複雜:在社會上小暴君基本是衙役順民,不越雷池一步,「人闊臉就變」,對手下對百姓心狠手毒,這在歷代造反者身上尤其明顯,關鍵是轉換自如,無須過渡;在家中小暴君必是主宰,無平等可言,不僅老婆孩子,甚至連男主人都在其股掌中。

  直到我成為父親,才意識到這暴君意識來自血液來自文化深處,根深蒂固,離經叛道者如我也在所難逃。回望父親的人生道路,我辨認出自己的足跡,亦步亦趨,交錯重合——這一發現讓我震驚。

  一九九九年年底,盛傳世界末日來臨。我開車從舊金山回家,夜深,月亮又大又圓,金燦燦,果然有末日跡象。父親在後座自言自語:「我怎麼活了這麼大歲數,人生總有個頭吧?」

  記得九歲那年春天,父親帶我去北海公園玩。回家的路上,暮色四起,略帶解凍的寒意。沿湖邊徐行,離公園後門兩三百米處,父親放慢腳步,環顧遊人,突然對我說:「這裡所有的人,一百年後都不在了,包括我們。」我愣住,抬頭看父親,他鏡片閃光,隱隱露出一絲嘲笑。

  十二

 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二日晚,我搭乘美國聯航班機從舊金山抵達北京,享受特殊待遇——專人迎候,專車運送。

  病榻上的父親一見我孩子般大哭,我坐床頭緊握他的手,不知如何安慰才好。急中生智,我取出為他買的新款數碼相機,終於讓技術至上主義者平靜下來。但他左手已不聽使喚,根本玩不轉。

  父親患的是腎癌和乙肝,外加左邊偏癱。他行動不便,神志清醒。他用助走器上廁所,我鼓勵他,讓他相信只要堅持鍛煉就能康復。

  每天訪親會友,晚上回家,我在床頭陪他一會兒,把紅酒倒進玻璃杯,讓他用吸管嘬幾口,享受這人世間的那點兒醉意。他摘掉假牙後兩腮深陷,目光茫然。他告訴我,他問醫生火化疼不疼?他試圖用幽默的方式面對死亡。

  父親離世前我獲准回去三次,每次一個月。由於強烈的生存意識,他過了一關又一關,但最後半年他全面崩潰了,只能靠藥物維持。第二次腦血栓廢掉了語言能力,對像他這樣話多的人是最大磨難。他表達不出來,就用指頭在我手上寫,並咿咿呀呀發出怪聲。

  我每天早上做好小菜,用保溫箱帶到三〇四醫院,一勺勺喂他。我多想跟他說說話,但這會讓他情緒激動,因無法表達而更痛苦。每回看到那無助的眼神和僵硬的舌頭,我心如刀割。

  二〇〇三年元月十一日,星期六,我像往常那樣,上午十點左右來到三〇四醫院病房。第二天我就要返回美國了。中午時分,我喂完飯,用電動剃鬚刀幫他把臉刮淨。我們都知道,最後的時刻到了。他舌頭在口中用力翻卷,居然吐出幾個清晰的字:「我愛你。」我衝動地摟住他:「爸爸,我也愛你。」記憶所及,這是我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這樣說話。

  第二天早上,我本想在去機場的路上再見一面,但時間來不及了。坐進機艙,擴音器播放空中小姐軟綿綿的聲音,馬上就要起飛了。我向北京城,向父親所在的方向,默默祈禱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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