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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三


  三

  父親確有不同的顏色。

  與父親最早的衝突在我七歲左右,那時我們住保險公司宿舍,和俞彪文叔叔一家合住四室的單元,每家各兩間,共用廚房廁所。那年夏天,俞叔叔被劃成右派,跳樓自殺。他的遺孀獨自帶兩個男孩,淒淒慘慘戚戚。

  那場風暴緊跟著也鑽進我們家門縫兒——父母開始經常吵架,似乎只有如此,才能釋放某種超負荷的壓力。轉眼間,父親似乎獲得風暴的性格,滿臉猙獰,喪心病狂,整個變了個人。我堅定地站在母親一邊,因為她是弱者。

  起因都是雞毛蒜皮的小事兒,要說也並非都是父親的錯。比如他喜歡買書,有一次買來城磚般的俄漢大詞典,他正學俄文,買字典本無可厚非。我至今還記得那詞典定價十二塊九,是我當時見過最貴的書,對五口之家的主婦來說還是有點兒難以接受。那是家庭政治中最晦暗的部分。

  有一次,父親把著臥室門大叫大喊,母親氣急了,抄起五斗櫃上花瓶扔過去,他閃身躲過,花瓶粉碎。我正好在場,作為唯一的目擊者,嚇得渾身發抖,但我還是沖到父母中間,瞪著父親,充滿了敵意。這是他沒料到的,揚起巴掌停在空中。

  母親生病似乎總是和吵架連在一起。每當她臥床不起,我就去附近的糕餅店買一塊奶油蛋捲,好像那是仙丹妙藥。走在半路,我打開紙包,打量白雪般溢出的奶油,垂涎欲滴,卻從未動過一指頭。

  一天晚上,父親認定我偷吃了五斗櫃裡的點心。我雖以前偷吃過,但那回純屬冤枉。我死不認賬,被罰跪並挨了幾巴掌。最讓我傷心的是,母親居然站在父親一邊,儘管她暗中護著我,攔住雞毛撣子的暴打。

  紅爸爸藍爸爸綠爸爸,突然變成黑爸爸。

  搬到三不老胡同1號,父母吵架越來越頻繁。我像受傷的小動物,神經繃緊,感官敏銳,隨時等待災難的降臨。而我的預感幾乎每次都應驗了。我恨自己,恨自己弱小無力,不能保護母親。

  父親的權力從家裡向外延伸。一天晚上,我上床準備睡覺,發現父親表情陰鬱,抽著煙在屋裡踱步。我假裝看書,注意著他的一舉一動。他沖出去,用力敲響隔壁鄭方龍叔叔的門。聽不清對話,但父親的嗓門越來越高,還拍桌子。我用被子蒙住頭,聽見的是咚咚心跳。我感到羞愧。父親半夜才回來,跟母親在臥室竊竊私語。我被噩夢魘住。

  在樓道碰見鄭叔叔,他縮脖怪笑,目光朝上,好像悟出人生真諦。我從父母的隻言片語拼湊出意義:鄭叔叔犯了嚴重錯誤,父親代表組織找他談話。多年後父親告訴我,若調令早幾個月,他肯定犯錯誤在先,正好與鄭叔叔對換角色。

  振開貪玩,學習成績平平,但語文寫作經常得到老師的稱讚。學校開家長會,談到振開的缺點時,總是「不注意聽課」,「愛做小動作」等等。有一次,大概是期中測驗,我看他的成績冊,數學是4.5分。我覺得奇怪,怎麼這樣打分。我問振開,他說:「5分是滿分,我差一點,所以給4.5分。」他這麼解釋,似乎有些道理,但我還是不大相信。我去學校問了老師,才知道振開得了45分。他在4和5之間加了一個點,便成了4.5分。為這事,我批評了他,他也認了錯。(摘自父親的筆記)

  是歲月最終讓父母和解了。到了晚年,父母總有說不完的話,讓人想到「老伴」這詞的含義。父親過世三年後,母親對採訪者說:

  我們一生的婚姻生活是和諧與溫馨的,雖然這中間有過暴風驟雨……(摘自母親的口述記錄)

  四

  從一九六〇年夏天起,父親從民主促進會借調到中央社會主義學院,在教務處工作。那是中共統戰的一部分,所有學員都來自各民主黨派上層。

  每逢週末,我帶弟弟妹妹去玩。社會主義學院位於紫竹院北側,乘11路無軌電車在終點站下車,沿白石橋向北走五六百米。一路荒郊野地,流水淙淙,蛙噪蟲鳴。那是白色的六層樓建築群,前面噴水池總是幹著的。大門有軍人站崗,進門登記,後來跟傳達室的人熟了,免了這道手續。

  父親在他宿舍旁臨時借了個房間。我們跟著沾統戰的光,那裡伙食好,週末放電影,設備先進,比如有專用乒乓球室。父親是國家三級乒乓球裁判(最低一級),主裁的都是業餘比賽,卻保持一貫的專業精神。他正襟危坐,鏡片閃閃,像機器人般呆板,一字一頓報分數「三比二,換發球」,並交叉雙臂宣佈交換場地。

  父親很忙,往往在餐廳吃飯時才出現。我喜歡獨自閒逛,常常迷失在樓群的迷宮中。跟開電梯的王叔叔混熟了,我幫他開電梯。他是轉業軍人,更讓我充滿敬意,纏著問他用過什麼槍。後來聽說他在「文革」中自殺了。

  有一天,父親神秘地告訴我,有個學員的宿舍被撬,洗劫一空,損失達十萬元。那可是天文數字。父親又補了一句: 「沒什麼,他當天坐飛機回上海,又置辦了一套新家什。他可是全國有名的『紅色小開』……」他低聲說出那名字,好像是國家機密。

  閑得無聊,我跟弟弟妹妹躺在床上,齊唱《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》,唱到結尾處,他倆總是故意走調,把我氣瘋了——這可是立場問題,更何況是在這樣的地方。我向父親告狀,他摸摸我的頭說:「他們比你小,你該耐心點兒。」

  那時正是困難時期,他們來學院,多少可以吃得好一點。我們看孩子們可憐,有時也給他們買幾塊高級糖。看孩子們吃得高興,讓我們感到安慰。在那艱難的歲月裡,我們想盡辦法讓孩子吃得好些,怕營養不良影響他們的發育成長。學院在校內撥出一塊空地,分給職工們作自留地。我把給我的三分地種了綠豆和白薯,平時沒時間管,到秋天倒收穫不少。我和振開一起把綠豆、白薯裝進麻袋運回家裡,總算添了些口糧。(摘自父親的筆記)

  那是我頭一次幹體力活兒。頂著毒日頭,用鐵鍁挖出白薯,抖掉土疙瘩,裝進麻袋。父親蹬平板三輪車,我坐在麻袋上,為勞動的收穫驕傲,更為與父親平起平坐得意。

  堆在陽臺過冬的白薯變質了,我坐在小板凳上啃爛白薯。父親剛買來牡丹牌收音機和電唱機。收音機反復播放《春節序曲》,和爛白薯的味道一起潛入記憶深處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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