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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一


  四

  最後一站上海,住國棉十一廠。我八歲曾隨母親來上海看外公,在同伴中難免透著飽經世故的矜持。是夜,我帶隊去外灘,展示黃浦江的巨輪和十里洋樓,好像那是我們家產業。在令人暈眩的夜景背後,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——弄堂上空晾滿花花綠綠的衣衫,好像萬國旗;公共汽車轉彎到站時,售票員探頭窗外,大聲吆喝,用木板把車幫敲得山響;到處是舉小旗的老人,與其說是維持治安,不如說是為了證明自己健在;一天,我們早起排隊領火車票,只見在清晨微光中,家家戶戶在門前刷馬桶,如同某種莊重的晨禱儀式。

  我到瑞金路上海廣慈醫院看望二姨。到處貼滿大字報,醫院仍在正常運轉。在護理部找到二姨。她作為護理部主任正忙著為護士排班調配。待消停下來已是中午,她帶我到附近一家餐廳吃午飯。

  餐廳人很少。二姨特地點了魚和肉,為我補充營養。我們相對而坐,陽光斜照在餐桌上。我說起一路見聞,二姨聽著,偶爾插話問問,目光茫然,卻說了些鼓勵的官話。那竟是我們最後一面——兩年後,她在審查中被迫害致死,家屬連屍體都沒見到就火化了。

  那是個寂靜的中午,掛鐘在牆上滴答走動。脖上奇癢,我順手一摸,竟是個蝨子。大串聯中大家管蝨子叫「革命蟲」,它們生命力極強,藥噴火烤水燙冰凍都沒用,堅持跟人一起走遍天涯海角。

  我捏住蝨子,放在桌下,用指甲「哢」地掐死。二姨顯然沒注意到,否則大驚小怪,非把我拉回醫院徹底消毒不可。那聲音微小但清脆,若通過擴音器和高音喇叭放大,必有如一聲驚雷。

  五

 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,赴北京告狀的一千多名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」(簡稱「工總司」)成員,在上海西北郊三十公里嘉定縣安亭站受阻後臥軌,攔截開往北京的十四次特快列車,造成京滬線中斷二十多小時。這就是著名的「安亭事件」。

  恰好就在第二天,我們持回京車票來到上海站,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:候車廳和站台擠得水泄不通,連鐵軌上都坐滿了人,喧囂和渾濁的空氣如濃霧遮天蓋地。

  我們從早上等到下午,一籌莫展,斷定不可能有任何火車進出。在老pia領導下,我們決定立即行動——「上海站特別糾察隊」應運而生。首先由老pia出面,與另一些北京的大中學生協商,糾察隊迅速發展成好幾十號人;進而開始與上海鐵路局造反派組織談判。

  老pia給我佈置了任務,即與華東局及上海市委的官員溝通。從大字報上早就知道那些名字,什麼陳丕顯、曹荻秋。以糾察隊的名義,我霸佔了調度室一部電話機,先通過查號臺得到上海市委總機的號碼,轉撥到曹荻秋辦公室,沒人接。我又接通華東局陳丕顯辦公室,終於有人拿起聽筒,自稱秘書,我先聲奪人,堅持要跟他本人講話。對方不知道「上海站特別糾察隊」的來頭,窮於應付。我大發雷霆,讓他告訴陳丕顯,要這位華東局第一書記對上海站的空前混亂負責。秘書唯唯諾諾,答應轉達。

  由於「中央文革小組」的介入,「安亭事件」的危機過去了。糾察隊連夜清理車站,趕走坐在鐵軌上的人,並把住每節車廂的門,驗票上車。我們嗓子喊啞了,仗人多勢眾,制伏了某些搗亂分子。第二天上午,開往北京的頭班火車終於緩緩啟動。我們捷足先登,關上車窗車門,「上海站特別糾察隊」結束了為時不到兩天的歷史使命。

  車廂嚴重超載:每節車廂限額一百零八人,實際上卻是三倍多。人們在行李架、椅背和地上坐臥,廁所也擠得滿滿了,根本無法使用。列車走走停停,有時一停就是幾個小時,大家輪流下車找食飲水如廁。往往無預先鳴笛警告,突然啟動,車下的人緊追慢趕,從窗口爬進來,而動作慢的則永遠被拋在後面。

  我的「座位」在椅背上,實在熬不住,就把頭卡在兩個掛衣鉤間睡去,居然借此在夢中保持住平衡。我做了一個回家的夢,又做了一個離家出走的夢。

  三天三夜。火車駛進北京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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