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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九


  十三

  一九六八年春,學校來了幾個不速之客,直奔原校長室小院東側盡南頭的「革委會教育革命辦公室」,門口還掛著「中學紅代會作戰部聯絡處」的牌子——這裡也是北京中學「四三派」唯一的常設機構。

  他們是北師大學生,因持有中央文革小組的介紹信而顯得驕橫,把桌椅弄出聲響。此行目的嘛,是為了調查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下的高考制度,即舊高考制度如何打擊工農子弟,保護黑五類子弟。

  曾主管高考的前教導主任屈大同應聲而至,誠惶誠恐,但他心裡有數——「文革」快兩年了,什麼陣勢沒見過。讀罷介紹信後沉默片刻,他悠悠歎了口氣說:「恐怕我得讓你們各位失望了。」事實是,四中高考升學率在百分之九十五左右,但同在分數線以上,往往是出身不好的被篩選下來。他說:「告訴你們,每個學生的檔案袋正面是張表格,表格右上角就是中學政審意見,只要建議不錄取,考出大天,也上不了大學。」

  屈大同本人就是國民黨少將之子,熬到名校教導主任,深知其中奧秘。見來訪者滿臉驚訝之色,他更加得意:「給你們舉個例子,知道錢偉長是誰吧,大名鼎鼎的科學家兼教授,也是個大右派。他兒子錢元凱就是由於政治鑒定不合格,成績再好也沒用,哪個大學都沒錄取。這就是黨的階級路線。」

  屈大同是錢元凱的高三班主任,曾對他發誓說出身問題絕不會影響升學。於是錢元凱報考了清華大學,雖獲華北考區總分第二名,竟沒有被任何大學錄取。一九五八年九月,他到石景山鋼鐵廠當壯工,兩年後改車工,他在勞動中堅持自學。由於愛好攝影,一九六八年他自製了照相機等攝影器材,後調到北京照相機廠,從技術員熬到總工程師,成為照相機技術理論的權威。

  高考落榜後,他父親對他說:「上學的機會是受人控制的,但讀書與實踐才是獲取知識的主要課堂,在這個學校中學習的權力只掌握在你自己手中,是任何人都剝奪不了的。讓學習成為一種生活的習慣,這比任何名牌大學的校徽重要得多!」這番話他一直記在心中。

  要說人生這苦酒,最初是他跟老師共同釀造的,卻不能分享。每逢校友聚會,只要聽說有錢元凱參加,屈大同退避三舍。

  十四

  一九六八年夏秋之交,北京出現了一個署名為「紅衛兵6514部隊」的秘密組織,神出鬼沒,到處張貼大標語,諸如「揪出鎮壓北京中學文革的小爬蟲李鐘奇!」、「鎮壓學生運動的人沒有好下場!」、「公社的原則永存!」,同時張貼的還有油印小報《原則》。

  其實這是我們班五六個同學幹的。那番號有虛張聲勢之嫌,要破譯並不難:四中高一五班六齋,反之「6514部隊」。

  一九六八年春,由於對中央精神解釋的歧義和大學各派組織的介入,「四三派」與「四四派」的衝突不斷升級。為了控制局面,工宣隊和軍宣隊進駐北京中學,成立「革委會」。當時負責中學軍管的是北京衛戍區副司令李鐘奇。

  「文革」草率收場,我們有一種被出賣的感覺。與此同時,在兩派衝突的背後,傳來「老兵」意味深長的挑戰,什麼「二十年後見高低」,「你們有筆桿子,我們有槍桿子,看將來是誰的天下?」

  無論在校園小路或字裡行間,到處投下他們傲慢的身影。這來自「血統」的傲慢,僭越歷史的傲慢,年幼無知倒也罷了,關鍵是他們從未有過什麼反省(除少數例外)。這是一種深深的傷害,包括對他們自己,這傷害四十年來依然有效——「平民」與「貴族」的界限有如歷史的傷疤,至今沒有癒合。

  「紅衛兵6514部隊」在行動——並不是和一個名叫李鐘奇的將軍過不去,而是為了在官史中留下潛臺詞,讓本來順理成章的敘述出現漏洞。我們白天刻蠟版印刊物刷標語,半夜出動,甚至把標語貼到衛戍區司令部對面的牆上。

  一天半夜,我們騎車蹬平板三輪,來到西長安街小巷深處的北京六中,那兒離天安門不遠。在校門外磚牆上剛貼完標語和《原則》小報,從校園內突然沖出十幾個男生,手握壘球棒和彈簧鎖,而我們只有掃帚鐵桶。對峙中,雙方身體幾乎貼在一起,甚至能聽到對方的呼吸。我心跳加快,血向上湧,頭腦一片空白,從對方眼中能看到自己渴血的願望。那是人的原始本能,可追溯到古老的狩獵和戰爭,在某些時刻仍在控制著我們。

  僵持幾分鐘,如同世紀般漫長。我們後退一步,在對罵中走開。撤退速度要把握好,太快太慢都不行。走出小巷,來到長安街上。秋風乍起,我不禁打了個寒戰。

  《原則》總共辦了三期,無疾而終,幾乎沒在世上留下什麼痕跡,除了在我們心中——我們一夜之間長大了,敢於挑戰任何權威。而在剛剛拉開序幕的「上山下鄉運動」的浪潮中,所有原則必須修正、變更或延伸。

  十五

  一九六八年冬,我們一行十餘人,包括田傭老師,到河北安新縣白洋澱地區進行「教育革命考察」。這有點兒不可思議,在席捲全國的「上山下鄉運動」中,我們就是教育革命的對象。這旅行多少帶有那時代的瘋狂印記。

  我們正趕上武鬥高潮,由省軍區和三十八軍分別支持的兩派打得天昏地暗,戰火波及白洋澱——那是抗日根據地,農民有著豐富的實戰經驗。

  剛住進縣委招待所,就接到訃告及追悼會通知。在縣城攻防戰中,控制縣城的一方七人陣亡。在人家地界別無選擇,我們除了獻花圈,還把魯迅的詩句「忍看朋輩成新鬼,怒向刀叢覓小詩」抄成巨幅挽聯,橫掛在街上。高音喇叭播放著哀樂。我們走進停屍帳篷,向死者三鞠躬。那是我頭一次目睹死人,有男有女,皮膚蠟黃,在陽光反襯下呈半透明狀,讓人想起皮影戲。更可怕的是那股惡臭,要盡力屏住呼吸。

  作為來自北京的代表,自然成了「毛主席派來的親人」,造反派頭頭和死者家屬一再挽留我們作流水席上賓。婉言謝絕,我們回到縣委招待所,一陣幹嘔,省了頓晚飯,在昏暗的燈下長籲短歎。

  為安全起見,調查先從城關中學開始。那些農村孩子讀書之刻苦是超人的:起早貪黑,伴著油燈熬夜,沒有娛樂,居住伙食條件極差。他們的心願就是進城讀大學,徹底改變綁在土地上的命運。由於名額有限,要遠遠超過北京人的標準線才有被錄取的可能。這讓我們震驚,按這個標準,北京四中有一半考不上大學。這種社會的不公平,遠在我們的想像之外。

  烽煙再起,對方開始攻打縣城。槍炮聲不斷,特別是晚上,子彈呼嘯聲讓人難以入睡。縣城隨時都會失守,而縣委招待所是主要的攻擊目標之一。田傭老師腰紮草繩,躥出招待所大門偵察火力。只見他貓腰躲避,繼而匍匐前進。招待所看門的老頭細聽槍聲後打哈欠說,敵人還很遠著呢,不耽誤睡覺。

  龜縮在縣委招待所十來天,除各種傳聞,對外界一無所知。在背後軍方的壓力下,雙方終於坐下來談判。我們乘頭一班去保定的長途汽車,逃出圍城。

  回北京不久趕上過春節。在同學聚會上,杯盤狼藉,醉後高歌痛哭。寫舊體詩詞成了時尚,互相唱和,一時多少離愁別緒!北京火車站成了我們最後的課堂,新的一課是告別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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