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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四


  ▼北京四中

  一

  一九六五年暑假收到錄取通知,我終於考上北京四中。

  四中是北京乃至全國最好的中學之一,對我來說就像天堂那麼遙遠。小學考初中先填志願:第一,四中;第二,十三中;第三,四十中,這基本是我們那一帶成績中上的男生的共同模式。統考時,我因未識破語文考卷中「極積」這一詞序顛倒的陷阱,在去天堂的半路拐了個彎,進了十三中。

  記得那天是董老師監考。她在我書桌前駐足長歎,提醒大家交卷前一定要細心檢查。我掃了一遍考卷,沒錯呀,於是信心十足提前交了考卷。結果名落孫山,被父親臭駡一頓,那年暑假我灰頭土臉,抬不起頭來。

  初中三年,在教室門前那棵大槐樹的搖晃中悄然逝去。從初三上半學期起,在父親的壓力下,我起早貪黑,深一腳淺一腳「積極」趕路。

  臨近統考,我變得越來越迷信,尤其對「四」這個數字。一天,我從學校沿大翔鳳胡同回家,閉眼走四步睜開,再閉眼走四步。走著走著,快到了柳蔭街,猛一睜眼,迎面是位老奶奶,滿臉驚訝。一見我睜眼,她咯咯樂了:「我心說,這可憐的小瞎子咋沒拄根棍兒呢?」

  此情可問天,我這小瞎子終於摸進天堂門。那年夏天,我的社會地位有明顯提高:父親另眼相待,親戚鄰居贊許有加,再別上校徽,幾乎成了全人類的寵兒。更讓人高興的是,樓下一凡也考上了四中,我們倆還分在同一班。

  二

  北京四中創建於一九〇七年,起初叫順天中學堂,一九一二年改名為京師公立第四中學校,一九四九年定名北京第四中學。距離跟十三中差不多,從家步行二十分鐘。

  九月一日開學那天,我起得早,磨磨蹭蹭,打開書包又合上,心不在焉,然後跟著一凡去學校。校門是灰磚和石塊構築的牌坊式建築,帶有清末民初的風格,由郭沫若題字的「北京四中」,刻在門楣石頭上,塗上紅漆。那灰色牆體和大小鐵柵欄門有些陰森,曾出現在某部國產故事片中,冒充日本憲兵司令部。

  開學第一天是老師與學生見面。我所在的高一五班除了一凡,全都是新面孔。我隱隱感到不安,是那種系錯衣服紐扣出現在公眾前的不安,既無法掩飾又來不及糾正。

  開學後不久,扒拉小算盤,我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:語文優勢不再,但還說得過去;關鍵是數理化,夢魘一般,壓得我喘不過氣來,尤以數學為甚,一過整數我就如墜五里霧中,分不清東南西北。而周圍同學你超我趕,甚至有人提前讀高三的微積分課本。我暗自叫苦,悔不該混進這數字的天堂。

  說實話,整個學校氣氛讓人感到壓抑,又很難說清來龍去脈,總覺得有什麼地方不對勁兒。比如衣著,簡直樸素到可疑的地步:帶汗鹼的破背心、打補丁的半新衣褲,露腳指頭的軍用球鞋。可盡人皆知,四中是高幹子弟最集中的學校。顯然有什麼東西被刻意掩蓋了,正如處於潛伏期的傳染病,隨時會爆發出來。

  班主任田傭是數學老師,比我們大八九歲。他戴白框眼鏡,面色紅潤,精力充沛,整天跟我們跑步打籃球,蹦蹦跳跳,像個孩子王。他剛從北京師範大學畢業不久,每月工資五十六元,單身,留北京,在名牌中學教書,這是命運的良好承諾。

  跟我們一起下鄉勞動,除了帶頭幹活,還要照顧全班的起居伙食。他腰紮草繩,親自生火掌勺,我和另一個同學給他打下手。肥肉煉油,白薯切丁,過油後用醬油一烹,香飄四溢。開飯了,他再一勺勺分給大家。

  那年正搞「四清」運動,重提階級鬥爭。我母親調貴陽一年,參加當地銀行系統的「四清」。而我們下鄉碰上的首要難題是,和農民打招呼,萬一趕上地主富農怎麼辦?大家議論紛紛,認定他們一定鬼鬼祟祟。問村幹部,發現這標準靠不住,索性跟誰都不打招呼。

  一天工間休息,K同學用小刀頂住我腰眼兒,先是開玩笑,隨後認真起來:我不肯求饒,他就暗中使勁兒,刀尖越紮越深。我們對視,僵持了好幾分鐘。突然劇痛難忍,我一把推開他。他冷笑說,這是考驗我的革命意志。此後對他敬而遠之。好勇鬥狠正伴隨著階級意識而覺醒。

  一九六六年春,暴風雨將臨,有種種前兆可尋,我們像小動物般警醒。課間休息,同學們大談革命理想與生死關頭,好像每個人都在面對最後的考驗。我暗中編造犧牲前喊的口號,並反復排練,在想像中,周圍必是青松環繞。我甚至把指頭放進門縫,越夾越緊,直到疼得大汗淋漓。我承認,若大刑伺候,我當叛徒的可能性很大。

  我連團員都不是,有一種被排斥在外的恐懼感,但不知如何向組織靠攏。一凡是我的入團發展介紹人,也就是說他代表組織,這給我帶來希望——畢竟是哥兒們嘛。我試探口風,他守口如瓶。

  三

  「文化大革命」爆發了。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,《人民日報》發表了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》的社論,四中從此正式停課。聽到這一消息,我跟同學一起在教室歡呼雀躍,但自知動機不純:那正是我數理化告急的關頭——期末考試在即。老天有眼,當年把我領進天堂,如今又救我於水深火熱之中。每天醒來,我都感到不怎麼踏實,擔心毛主席又改了主意。他老人家最終下定決心,永遠關上學校大門。

  自五月下旬起,我和幾個同班同學每天早出晚歸,去南郊大紅門外的北京食品學校煽風點火,鼓動學生罷課鬧革命。我們提出的口號是「不給資產階級做蛋糕」。可一提起蛋糕,大概與饑餓經驗有關,難免多分泌口水,故我演講時唾沫星亂濺。食品學校的學生大多來自社會底層,費盡口舌,還是鬧不懂為什麼要罷課,為什麼不做蛋糕。在辯論中,一個女學生反問我:「那你說說,蛋糕跟資產階級有什麼關係?」大多數的敵意堅不可摧,我們只好撤退。

  四中校黨委癱瘓,由高三各班團支部聯合接管。我在學校抄寫大字報,三天兩夜沒睡覺。第三天晚上,和同學一起去清華附中,聲援被壓制的紅衛兵。我精神恍惚,腳下軟綿綿的,燈光耀眼,聲浪忽近忽遠。而革命就像狂歡節,讓人熱血沸騰。

  有一天在教室,同學的裝束讓我大吃一驚。他們搖身一變,穿上簇新的綠軍裝,甚至將校呢制服,腳蹬大皮靴,腰系寬皮帶,戴紅衛兵袖箍,騎高檔自行車,呼嘯成群。讓我想起剛進校時那莫名的壓抑,原來就是優越感,這經過潛伏期的傳染病終於爆發了。

  「老子英雄兒好漢,老子反動兒混蛋」這口號應運而生,幾乎把所有的人都卷了進去。這口號很快就被改編成《紅衛兵戰歌》,由我們班長劉輝宣作詞作曲,一舉成名。這首歌最後一段是:「老子英雄兒好漢,老子反動兒混蛋,要是革命你就站過來,要是不革命你就滾他媽的蛋!」每次合唱都會不斷重複「滾他媽的蛋」,如空穀回聲。

  在當時的辯論中,對方頭一句話是:「你什麼出身?」若出身不好,上來就是一頓臭駡或暴打。我出身職員,但父親舊社會在銀行工作過,屬可疑之列。我再次被排斥在運動之外。

  在操場靠校牆一側的樹叢中,我發現一輛沒上鎖的自行車。那輛車倒輪閘,鏽跡斑斑,輻條稀少,車鈴上拴著細麻繩,一拽叮噹響。觀察幾日,竟無人認領,我如獲至寶,權當借用。

  騎破車的好處是,即使沒鎖,停放在任何地方都很安全。雖說與高幹子弟的永久13型錳鋼車不可同日而語,但自我感覺良好,這畢竟是我擁有的頭一個交通工具。由速度所產生的快感,是靠步行的芸芸眾生無法體會的。我騎車出入革命洪流,不再把自己當外人,甚至產生幻覺,自認為是革命的中堅力量。後讀學堂吉訶德才恍然大悟,准是他的坐騎把他弄瘋的。

  一天,騎車沿德內大街從家裡回學校,快到廠橋十字路口,順大陡坡滑行,一個跟頭栽在警察崗樓前。頓時圍滿看熱鬧的人。我渾身是傷,更倒霉的是丟人現眼。那似乎是個嚴重警告,我急流勇退,把車悄悄放回原處。沒過半天,那車就神秘地消失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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