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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〇


  ▼小學

  一

  一九五七年冬,我正在阜外小學讀二年級,我家從阜外保險公司宿舍搬到三不老胡同1號,我轉學,就近在弘善寺小學插班。

  當老師把我帶進教室,有人拍桌子,有人起哄,昏暗中,那些眼睛和牙齒閃亮。我頭戴栽絨棉帽,護耳翹起,像個七品縣官。一個轉學的孩子,面對的是一個陌生集體的敵意,可有誰在意這對孩子的傷害?

  弘善寺是個明代寺廟,在北京林立的廟宇中,它又小又無神靈護佑,香火難以為繼,後改成小學。既然跑了和尚也跑了廟,一九六五年弘善寺胡同索性更名為弘善胡同,小學更名為弘善小學。

  我從「穀歌地球」(Google Earth)進入北京,如鷹向下盤旋,沿天安門、故宮、什刹海、德內大街,終於找到三不老胡同,再平移到弘善胡同。我借鼠標變焦——向下猛衝,而弘善胡同3號消失在幾棵大樹下。旁邊是棟醜陋的現代化建築——天弘善賓館。我上網去查,居然沒找到弘善小學的資料。

  整整半個世紀了。一九五八年開春,乍暖還寒。一進校門,影壁上有「好好學習,天天向上」的題詞。傳達室旁,一棵歪脖柳樹正抽枝發芽。斜穿前院,進東北角的教室,門吱嘎作響,一排小窗東歪西斜,天花板低矮。再轉向後院,繞過由齋房改建的教室和水泥乒乓球台,來到塵土飛揚的操場。北牆根有一磚砌講臺。校長鉚足了勁兒喊「升旗——」,全校學生齊刷刷立正,一起高唱: 「我們新中國的兒童,我們青少年的先鋒,團結起來,繼承著我們的父兄,不怕艱難不怕擔子重……」

  上學路上要過好幾關。一出大院門就是倆攔路虎,一是立在路當中的烤白薯窩棚,二是對面花枝胡同口的早點鋪,烤白薯的焦糊味和嗞嗞響的炸鍋的油煙香,基本就讓人走不動道兒了。我衝破重圍,好不容易出胡同過馬路,迎面又撞上小雜貨鋪,正把著弘善寺胡同口西北角。我下意識摸摸兜兒,咽了口唾沫繼續前進。總算到了校門口,一個小販在那兒迎候。他像古裝戲法大師,搖身一變,就地擺出各種零食,有乾果、冰糖、山楂片、桂皮等,讓人神不守舍。此刻,上課鐘聲響了。

  那口生鐵鑄鐘,恐怕是僅存的鎮寺之寶,穿過朝代的迷霧當當敲響——我們起立坐下,上課下課。代表時間的鐘聲切割時間,也讓人忽略時間,就在這鐘聲裡我們嗖嗖成長。「一年級的小豆包,一打一蹦高兒;二年級的小不點兒,一打一擠眼兒……」除了「蹲班」的,只要剛升了級,一轉身,我們就羞辱那些新生。

  二

  我是靠說相聲在全校出名的。記得那段子叫《亂形容》,先在收音機聽過,後來從《曲藝》雜誌上找到原本,查字典把生字一一注音,背得滾瓜爛熟。那是一個亂形容的時代,我們寫作文東抄西抄,專抄那些浮華空洞的形容詞。

  登上操場講臺,我頭皮發麻,腿肚轉筋。擴音器吱嘎的交流聲給我喘氣的機會。我心中默念:「就把台下當成一塊西瓜地吧。」果然靈驗,我口若懸河,一發不可收拾,把聽眾全都給逗樂了。一周內,我成了全校名人,無數目光迎來送往。說來做名人並無特別之處,就是鬧心。一周後再沒人多看我一眼:有失落,也有如釋重負的輕鬆感。

  後來改行朗誦,背的是高士其的《時間之歌》,那是我從報紙上剪下來的。高士其是個身殘志不殘的科普作家,他的詩充滿科學主義的意味。站在講臺上,我先默念「西瓜地經」,然後直著嗓門高喊:「時間啊——」

  在四年級作文課上,我寫下第一首詩,那是根據《人民日報》的幾首詩拼湊成的,都是些大詞兒,比如「歷史的車輪向前」、「帝國主義走狗」、「螳臂擋車」、「共產主義明天」……這恐怕受到高士其的「時間觀」的影響。

  與時俱進的代價,首先是饑餓。三年困難時期,大家課間休息湊在一起,主要是「精神聚餐」。一種流行說法是,所有好吃的東西,都被「蘇聯老大哥」用火車運走了。大家憤憤然,摩拳擦掌——且慢,消耗體能的結果會更餓。

  為改善伙食,學校食堂養了兩頭豬,在操場放養,一下課,幾乎成了全校男生追逐的對象。它們被攆著滿處跑,跳欄翻牆,瘦成皮包骨,兩眼凶光,與其說是豬不如說是狗。從豬眼中看,人類全瘋了:只要鐘聲響起,他們從門窗一擁而出,撲將過來,一個個面目猙獰,眼睛發綠,頻頻發出食肉的信號。

  三

  學校表面上歸校長老師管,但地下存在著另一隱秘的權力系統,那就是暴力。

  一天,在操場旁教室的一面牆上,我和雷同學抄黑板報。那是陽光和煦的下午,槐花飄香,同學們大都放學回家了,校園靜悄悄的。我們的合作最初是愉快的,有說有笑,後因版面安排發生爭執,口角了幾句,他突然猛衝過來,拳頭雨點般擂到我頭上臉上。我頓時眼冒金花,劇痛中模糊看見那因獰笑而扭歪的臉。我無限委屈,眼中噙滿眼淚,強忍著,未滾落出來。

  這就是拳頭中的真理。憑本能,我意識到在這叢林法則中,關鍵一條是尋找保護人。我們班有個同學叫李希禹,是校足球隊前鋒。他個兒矬且四肢短粗,其貌不揚,滿臉橫肉,眯縫眼兒好像總也睡不醒——靜若睡獅,動則矯健兇猛,當地流氓都怕他三分。

  不知怎麼回事,一來二去,李希禹成了我的保護人。人與人之間有一種天然的權力關係,很難說清其中因果。或許大多數同學來自底層,而他父親是高級工程師,與我有相似的家庭背景。他家離學校不遠,獨門獨院,有一棵讓人眼饞的大棗樹。他居然有自己單獨的臥室,這在當時是不可思議的。他在家似乎很正常很隨和,像個很有教養的好孩子。

  一個冬天的早上,我像往常那樣,上課前一刻鐘走進教室,幾個同學正圍著爐子烤火說笑。李希禹迎過來,遞上一塊據說抹了黃油的烤饅頭。他的過分熱情和怪笑引起我的警惕,我拒絕了。他生氣說:「瞧不起我?你丫真不夠哥兒們。」後來證實,那烤饅頭上抹的是鼻涕。這件事深深傷害了我,讓我意識到在這個世上,還有一樣更重要的東西,叫尊嚴。我此後儘量躲著他,同時準備好任何血腥的報復。我一直處在他那半昏睡的眯縫眼的視線邊緣,他似乎在掂量在猶豫……

  我們班新來個日本歸僑,叫賴德生,他有個哥哥賴文龍,高一年級。哥兒倆身高體健,先靠乒乓球拍橫掃全校,又打破各項比賽紀錄。由於在日本長大,他們毫無城府,對地下權力一無所知,可沒人敢招惹他們。他們無形中拓展的權力真空,給我帶來安全感。我們住得很近,過從甚密。

  他們從日本帶來最先進的技術,首先是半導體收音機,造型精巧,音質優美,尤其那些鍵盤旋鈕,更像一個引爆現實的裝置,讓我有些敬畏。再就是那些日本畫報上的美女,更讓我浮想聯翩:原來在我們生活之外,還有另一個世界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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