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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二四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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▼錢阿姨 據父親說,五十年代初,有個叫王玉珍的農村姑娘,因家庭糾紛從保定到北京打官司,眼見那官司曠日持久,她到我家落腳當保姆。我們住東交民巷外交部街1號,到司法部街的法院沒幾步路。王玉珍身強力壯,嗓門洪亮,帶孩子洗衣服買菜做飯全包了,根本不當回事。據父親說,每天下班,都看見她坐在家門口,一手抱我,一手抱我弟弟輪流餵飯。父母白天上班,無人替換,估摸每回開庭,我們都跟著對簿公堂。兩年後,王玉珍打完官司回保定,我們哥兒倆已滿地跑了。 一 一九五七年年底,我們家來了個新保姆,叫錢家珍,江蘇揚州人。她丈夫是個小商人,另有新歡,一氣之下她跑到北京,先住後母家,鬧翻了,下決心自食其力,經父母的同事介紹來到我家。錢阿姨和我互為歲月的見證——我從八歲起直到長大成人,當上建築工人;而錢阿姨從風韻猶存的少婦,變成皺巴巴的老太婆。 改革開放前,父母的工資幾乎從未動過,每月總共二百三十九元人民幣(對一個五口之家算得上小康生活),扣除各自零花錢全部交給錢阿姨,由她管家。 錢阿姨不識字,除了父母,我算是家中文化水平最高的,記賬的任務自然而然落到我頭上。每天吃完晚飯,收拾停當,我和錢阿姨面對面坐在飯桌前,大眼瞪小眼,開始家庭經濟建設中的日成本核算。那是個十六開橫格練習本,封皮油漬斑斑,卷邊折角,每頁用尺子畫出幾道豎線,按日期、商品、數量、金額分類。錢阿姨掰著指頭一筆筆報賬,並從兜裡掏出毛票鋼鏰兒,還有畫著圈兒記著數的小紙條,那些圈兒,依形狀大小代表不同商品,讓人想到原始符號。 對我來說,這活兒實在令人厭煩,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幾乎從未間斷,如果間斷那麼一兩天,得花上更多的時間精力找補才行。我貪玩,心不在焉,準備隨時溜號兒。錢阿姨先板臉,繼而拍桌子瞪眼,幾乎每天都不歡而散。其實這賬本父母從未查看過,錢阿姨也知道,但這代表了她的一世清名。 還有一個不可能的任務,就是代寫家書。關於錢阿姨的身世,我所知甚少。她總嘮叨自己是大戶人家出身。說來她素有潔癖,衣著與床單一塵不染;再有她每回擇菜,扔掉的比留下的多。這倒都是富貴的毛病。 錢阿姨有個異母同父的妹妹,每回揚州來信都是頭等大事。為確保郵路暢通,她張羅著給郵遞員小趙介紹對象。小趙長得乾淨利索,生性靦腆。而為他準備的候選人,要不農村戶口,要不缺心眼兒。每次相親我都在場,真替小趙捏把汗,可哪有我插嘴的份兒?說來還是錢阿姨的社交圈有限,那年月,社會等級被表面上的平等掩蓋了。小趙變老趙,單身依舊。 錢阿姨幹完活,摘下圍裙套袖,從枕下抽出剛抵達的信。我展開信紙,磕磕巴巴念著,遇生字就跳過去。錢阿姨聽罷滿臉狐疑,讓我再念一遍。接下來是寫回信。上小學二年級時,我最多會寫兩三百個字,實在不行就畫圈兒,跟錢阿姨學的。好在家書有一套模式,開頭總是如此:「來信收到,知道你們一切都好,我也就放心了……」 時間久了,才知道錢阿姨的妹妹也有「槍手」,是她女兒,跟我年齡相仿,後來去江西插隊。有一陣,我們同病相憐,通信中會插入畫外音,弄得錢阿姨直納悶兒。 二 錢阿姨雖不識字,但解放腳,不甘落後,有心參加社會活動,可要跟上這多變的時代不那麼容易。保姆身份在新社會變得複雜不定,特別是在「文化大革命」的動盪中,甚至有政治風險。 一九五八年夏,「大躍進」宣傳畫出現在毗鄰的航空胡同磚牆上,那色調讓夏天更熱。變形的工人農民形象代表變形的時代,風吹日曬,他們漸漸隱身牆中。對孩子來說,那是激動人心的日子,幾乎每天都在過節。 秋天到了,在我們樓對面那排居委會的灰色平房辦起公共食堂。錢阿姨響應党的號召,撂下我們兄妹仨,套上白大褂,一轉身飄飄然進了食堂。她簡直變了個人兒,眉開眼笑,春風得意。曾一度,濃重的揚州口音漂浮在混雜的普通話之上,不絕於耳。錢阿姨仍住在我家,對我們卻愛答不理。到底是她跟父母有約在先,還是單邊決定?那架勢有隨時搬出去的可能。我們仨全都傻了眼,別無選擇,只能跟她去食堂入夥。我很快就體會到錢阿姨的解放感——獨立、無拘無束,集體的空間和友情。 食堂由於嚴重虧損,沒幾個月就垮了。錢阿姨脫下白大褂,戴上藍套袖,回家生火做飯。她整天哭喪著臉,沉默寡言,時不時站在窗口發愣,背後是炊煙浸染的北京的冬日天空。 七八年後,老天爺又跟她開了個玩笑。一九六六年夏,「文化大革命」爆發。錢阿姨起初按兵不動,靜觀其變,直到一個紅八月的早上,她一躍而起,身穿土黃色軍裝(有別於正統國防綠),胸戴毛主席像章,腰紮皮帶,風風火火,把家門摔得砰砰響。她處於半罷工狀態。所謂半罷工,就是不再按點開飯,填飽自己肚子時順便把我們捎上。那年錢阿姨四十三歲,或許是人生下滑前的最後掙扎,或許是改變命運的最後機會。 在滾滾洪流中,誰又能看見誰呢?每個人都被革命熱情所蒙蔽。據我所知,錢阿姨那一陣忙著跳「忠字舞」,參加居委會的批鬥會。她背語錄有困難——不識字,揚州話拗口。那年頭,我們也處於半瘋狀態,側看半瘋的錢阿姨倒是挺正常。 可沒多久,錢阿姨急流勇退,脫下軍裝,翻出藏青小襖,像更換羽毛的鳥,準備過冬。到底有何難言之隱?不知道,但可以想像:當一個小人物沖向大時代,有多少傷害埋伏左右。 父親的單位裡貼出大字報,指名道姓,聲稱雇保姆是堅持資產階級生活方式。父母有些慌張,當晚與錢阿姨緊急商量,請她暫避,並承諾養老送終。 錢阿姨若無其事,早上照樣用篦子梳頭,盤好髮髻。幾天後,她為我們做好午飯,挎著包裹搬走了。最初還回來看看,久了,從我們的視野淡出。忽然傳來她跟三輪車夫結婚的消息,在那處變不驚的年代,還是讓我一驚。 一個星期天上午,我騎車沿西四北大街向南,終於找到門牌號碼。那是個大雜院,擁擠嘈雜。有孩子引路,錢阿姨一掀門簾,探出頭。小屋僅四五平方米,炕占去大半,新換的吊頂和窗戶紙。錢阿姨把我讓到唯一的椅子上,自己坐在炕沿。我有些慌亂,說話磕磕巴巴的,終於問起她的婚事。 老頭子上班去了,她說。表情木訥。 令人尷尬的沉默。錢阿姨沏茶倒水,還要給我做飯,我推說有事,匆匆告辭,轉身消失在人流中。沒幾天,傳來她離婚的消息,在家裡並未掀起什麼波瀾。據說離婚的理由很簡單:錢阿姨嫌人家髒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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