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▼三不老胡同1號 一 一九五七年一個冬天的早上,母親帶我穿過雪後泥濘的胡同,來到剛建成的紅磚樓房前。這土路丈餘寬,坑窪不平,一小窩棚橫在路當中,冒出濃煙,帶著一股烤白薯的糊味。當醫生的母親不斷提醒我:髒,走這邊。 那烤白薯的糊味,讓我像狗一樣記住了新家:三不老胡同1號。由此出發,我走了很多年…… 那個冬天的早上,我抬頭望去,沿排水管沿窗戶陽臺向上,直到屋簷背後北京的天空。這裡原是鄭和的宅邸,雕欄玉砌今何在,唯有假山,如瞎眼證人。 鄭和本姓馬,小名三保,明成祖朱棣賜姓鄭,三保老爹胡同由此得名,到了晚清,大概被囫圇吞棗的北京話,外加噎人的西北風篡改成諧音——三不老胡同,倒也吉利。說起鄭和周遊世界至今還是個謎,既不為了炫耀武力,又非貿易經商,動機何在? 調到中國民主促進會(簡稱「民進」)以前,父親在中國人民保險總公司工作,我們住阜外保險公司宿舍(如今二環路邊) ,推窗就是田野。我在阜外小學正背「九九歌」:「一九二九不出手,三九四九冰上走」;搬家轉到弘善寺小學,接茬背,正好與時俱進:「五九六九河邊看柳,七九河開八九燕來」;待家安頓,春天也到了:「九九加一九,耕牛遍地走。」 搬家對一個八歲的孩子來說,興奮多於戀舊。我們在保險公司宿舍住一層,與俞彪文叔叔一家合住,共用廚房廁所;而新家在四層,獨門獨戶。淡淡的油漆味、玻璃的反光、院牆和假山,特別是從陽臺望去,四合院青灰色瓦頂層層疊疊,有如排浪,湧向北京城低低的天際線;鴿群閃爍而過,哨音反襯天空的寂寥;棗樹招來八面來風,青棗漸紅,讓路過的孩子不禁踮起腳。 我結識了曹一凡,他家住三層,正在我們腳下。一凡只比我大一個月,卻早熟得多:我還停留在小人書階段,人家早躲進被窩用手電筒讀《紅樓夢》了;他發育也早,上初中時比我高半頭,到了高中就敢冒充另一個同學的舅舅。我們在不同的小學就讀,初中同校不同班,考上四中才成了同班同學。若無「文革」,他鐵定是我的入團介紹人。 二 保險公司一點兒也不保險,同公寓的俞彪文叔叔跳樓自殺了。那天中午聽到這消息,我懵了,完全超出我的理解能力。他身後留下寡婦和兩個男孩,老大俞梅蓀比我小三四歲,整天跟在我屁股後面轉,老二仍在繈褓中。寡婦半夜在隔壁獨自啜泣。那留在歷史深處的哭聲,除了我還有誰能聽見? 搬到三不老胡同1號,讓我感到輕鬆。在我看來,只要更換地址,就會更換另一種新生活。 振開在三不老胡同的孩子中,是淘氣出了名的。院子裡的老太太經常來敲我們家的門,把帶來的孩子身上塗著紅藥水的傷疤給我看,責問我為什麼不管教好自己的孩子。我知道振開又闖禍了,只好向來人道歉。踢足球扔磚頭砸碎人家的玻璃窗,更是家常便飯。(摘自父親的筆記) 一九五八年,我們大院可熱鬧了,新鮮事兒不斷,每天都跟過節似的。先是在大院辦起了食堂,錢阿姨改去食堂上班,我們兄妹仨跟著入夥。在8號樓前的空地搭建起小高爐,父親跟叔叔們從早忙到晚,煙薰火燎,最後煉出一堆爐渣般的鐵疙瘩,於是敲鑼打鼓——讓人好生羡慕,大人就是比我們孩子會玩。 打麻雀才是那一年的高潮:全北京城陷入瘋狂狀態,鼓號齊鳴,喊聲震天,整整鬧了三天三夜。學校放假,我在陽臺拼命敲打空餅乾筒,胳膊疼,嗓子啞,我睡得很少,就是想睡也睡不著,太吵。據統計,僅在北京地區就殲滅了四十多萬隻麻雀。 唯一讓人傷心的是,假山拆走了。一塊塊太湖石被吊起,裝上卡車,一冒煙就消失了。那本是我們捉迷藏的好去處。據說那些太湖石歸了北京十大建築之一的軍事博物館。推土機忙活了好幾天,把土坡夷為平地,再種上一排排竄天楊,生長速度驚人,沒幾年工夫就躥到三四層樓那麼高。 我和一凡常出門遠足,用腳丈量北京,身無分文,有的是無邊無際的想像力。他大講《80天環遊地球》,我們堅信有一天會走遍世界。對,還要把樓裡幾個女孩子也帶上,幫我們洗衣做飯。 出德勝門到祁家豁子,四顧無人,我們倆一頭鑽進菜地,剛摘了幾個青辣椒,就被鄉下孩子們發現了,石頭土坷垃雨點般傾瀉過來,我們抱頭鼠竄。 三 轉折是從陽臺上那堆白薯變質開始的。爛白薯味很快轉換成一個詞兒:浮腫。 記得三年困難時期,沒有那麼多糧食吃,孩子們喊餓,我就叫他們不要出去跑著玩,多在床上躺一躺。老二振先對我說:媽媽,就吃兩頓飯,躺著還餓……我想濟年、三個孩子不能沒有營養,就買了兩隻活雞,想養一養殺給全家吃。叫老二下樓去放一放雞,沒想到給人偷走了。濟年生氣了,還把兒子給揍了一頓。有一次我餓得手發抖,出虛汗,實在難受,就在四川飯店買了一碗湯喝。回家後,看到全家人也在挨餓,心裡很是不安,濟年就勸我不要太自責。他說我們還是要苦中作樂,星期天全家一起上紫竹院去玩。我記得那次我和濟年看見孩子們營養不良的狀況,一咬牙在紫竹院活魚食堂吃了一頓魚,花了26塊錢……(摘自母親的口述記錄) 活魚食堂就在紫竹院東門內,前面有個養魚池,現撈現燒。所謂紅燒魚,只不過用醬油煮煮,沒什麼油花。按當時的收入,那頓飯實在貴得離譜。盤中剩下魚骨頭,我們兄妹仨咂著嘴,大眼瞪小眼。 炒餅可比紅燒魚實惠得多。每逢星期天,全家去西安門一家小飯館吃炒餅。貨比三家,那家就是比別的館子油多量大。 1960年至1961年,我在社會主義學院工作……那時正是困難時期,他們兄妹三人來學院,多少可以吃得好些。我們看孩子們可憐,有時也給他們買幾塊高價糖,孩子們吃得高興,讓人感到安慰。(摘自父親的筆記) 身為長子,我自認為有義務幫父母維持全家的生態平衡,監督弟弟妹妹,把熱量消耗維持在最低限度。我和弟弟在公共食堂吃午飯,總是饑腸轆轆;妹妹在七一幼兒園日托,伙食不錯,有時還能帶回半個饅頭。關鍵是晚飯,全家要精打細算,每人不超過二兩糧食,錢阿姨就是有天大本事,也變不出什麼花樣。有一陣天天蒸菜包子,薄皮兒大餡。我以身作則,向弟弟妹妹宣講少吃一個包子的好處,但完全沒有說服力。 大姑父在德國拿到博士,是解放後全國少數幾個一級工程師之一,享受國家特供。他不抽煙,把香煙分給父親。在饑荒年代,父親抽的都是「中華」、「牡丹」等名牌香煙。我的饑餓感隨父親吐出的煙霧沉浮,甚至出現奇妙的幻覺。 那年頭各家極少請客吃飯,逢年過節,趕上親戚串門進餐,只好互收糧票。飯後大人圍在桌前掰著指頭,錙銖必較,各自掏糧票。這對好面子的中國人是很尷尬的事。 一個月末的晚上,父親給我一兩即將作廢的糧票和一毛錢,讓我上街吃碗餛飩。新街口丁字路有一家露天的餛飩鋪。待我坐定,已快十一點了,離糧票到期只剩下一個鐘頭。我把皺巴巴的糧票和錢交給夥計,核實無誤,他隨手抓了幾個蝦米皮撒進碗裡,用笊籬涮了五六個小餛飩,再從大鍋舀了勺骨頭湯,端到我面前,熱氣騰騰。我饑腸轆轆,卻沒有馬上動筷子,這是我頭一次獨自在外就餐,要儘量延長享受的時間。大鍋滾沸著,夥計用鐵勺敲打鍋沿;一盞昏黃的燈泡,幾隻蛾子飛來飛去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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