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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
  四

  加入少先隊後,我最高只混到小隊副(一道杠臂章),這近乎恥辱,連我弟弟都當上中隊長(兩道杠)。幸運的是我被選為鼓手,讓我欣喜若狂。這顯然與我熱愛的蘇聯電影《少年鼓手的命運》有關:鼓手謝廖沙的父親是個工程師,因丟失了機密文件被捕入獄。特務偽裝成老紅軍戰士,乘虛而入。最終被謝廖沙識破,勇敢地和敵人展開鬥爭……

  我敲的是那種軍樂隊小鼓,用皮帶斜挎身上,兩手各持一鼓槌,白手套白襯衣白長褲外加紅領巾——少年鼓手趙振開,多麼光榮的稱號。敲鼓看似簡單,只有內行才知其難度,那鼓點複雜多變而清脆利索,像匹駿馬奔馳。我的問題是協調能力差,顧此失彼,倒像是兩頭拉磨的瘸驢。在謝廖沙精神的引導下,我苦練基本功,平時沒鼓槌,我就用鉛筆或手指代替,成了魔怔,在課桌上門上玻璃窗上簸箕上,甚至在公共汽車車身上,咚咚噠啦噠啦咚——差不多練了仨禮拜,兩頭瘸驢總算離開磨盤,但還是磕磕絆絆。

  伴隨著鼓點聲,我緊跟謝廖沙提高了階級警惕性。我發現滿大街都是形跡可疑的人,我們樓簡直就是特務大本營。為了鼓手的驕傲,我絕不輕易跟任何潛在的敵人打招呼。有一天,我在護國寺遇見被打成「右派」的龐家大哥,只見他東張西望,神色慌張,肯定是等著與臺灣特務接頭。我躲在樹後,又尾隨他穿過胡同。在樓梯上,我發現他的屁股兜鼓囊囊的,八成是手槍……

  隊列儀式還剩下一周,我練得更苦了,連做夢都在敲鼓。兩頭瘸驢終於合二為一,小跑起來,但畢竟還不是奔馬。

  隊列儀式那天,待我挎上小鼓整裝待發,驟然一陣鼓聲,再細聽,原來是心跳。一聲令下,我和另外三個鼓手敲鼓前進,走向舞臺。在舞臺階梯上,我的小鼓從掛鉤脫落,砰然落地,引來全場哄堂大笑。我手忙腳亂拾起小鼓,一陣猛捶,把其他小鼓引入歧途,大亂。一個鼓手的命運就此結束。

  五

  三不老胡同1號正對面是一個小紡織廠,本來沒什麼動靜。只記得十一歲那年,廠內貼出大字報,揭發車間主任耍流氓。我跟樓裡的幾個孩子混進去看熱鬧。那時字還認不全,即使認得也不解其意,比如「乳房」,讓我好生琢磨:這秘密房子,到底藏在人體什麼地方?

  六十年代中期,在「抓革命促生產」的號召下,紡織廠開始擴張,新建的廠房擠壓街道,堆滿泥沙,騎車走路得繞道而行。廠房把所有天窗打開,等於用一百個高音喇叭向我們喊話。夏天熱,一開窗戶,在家說話得大叫大喊。每週五廠休,靜得反倒讓人不知所從,難以入睡,盼著人家趕快開工。這還嫌不夠,在紡織機噪音之上,廠裡兩派組織各自豎起高音喇叭,用更高的頻率呼革命口號。

  一凡開始學日文,邊學邊翻譯日文資料。他告訴我,噪音是按分貝計算的,按國際標準,這個紡織廠的噪音在90到100分貝以上,輕則聽力受損,重則失聰。一凡寫了封投訴信,可往哪兒寄?弄不好說你干擾革命大方向。好在失聰的首批犧牲者是小腳偵緝隊的老太太們,本來就耳背,這回乾脆什麼也聽不見了:我們放聲高歌,朗誦詩文,激烈辯論。噪音成了我們的保護屏障。

  「文革」初期一天夜裡,我和同學騎車穿過平安裡。夜深人靜,突然街上出現十幾頭毛驢,在一個農民驅趕下往西行進。同學告訴我,每天都有這麼一群毛驢,半夜從東郊大紅門進北京,目的地是動物園。我愣住,問到底幹什麼。他笑著說,送到那兒就地屠宰,第二天喂虎豹豺狼。此後很久,我一到半夜就輾轉反側,傾聽那毛驢凌亂的蹄聲。它們一定預感到厄運將至,就像少年鼓手,調整步伐,抱著赴死的決心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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