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學達書庫 > 現代作品 > 必有人重寫愛情 | 上頁 下頁 |
| 九五 |
|
|
|
§四 從一九六〇年夏天起,父親從民主促進會借調到中央社會主義學院,在教務處工作。那是中央統戰的一部分,所有學員都來自各民主黨派上層。 每逢週末,我帶弟弟妹妹去玩。社會主義學院位於紫竹院北側,乘十一路無軌電車在終點站下車,沿白石橋向北走五六百米。一路荒郊野地,流水淙淙,蛙噪蟲鳴。那是白色的六層樓建築群,前面噴水池總是幹著的。大門有軍人站崗,進門登記,後來跟傳達室的人熟了,免了這道手續。 父親在他宿舍旁臨時借了個房間。我們跟著沾統戰的光,那裡伙食好,週末放電影,設備先進,比如有專用乒乓球室。父親是國家三級乒乓球裁判(最低一級),主裁的都是業餘比賽,卻保持一貫的專業精神。他正襟危坐,鏡片閃閃,像機器人般呆板,一字一頓報分數「三比二,換發球」,並交叉雙臂宣佈交換場地。 父親很忙,往往在餐廳吃飯時才出現。我喜歡獨自閒逛,常常迷失在樓群的迷宮中。跟開電梯的王叔叔混熟了,我幫他開電梯。他是轉業軍人,更讓我充滿敬意,纏著問他用過什麼槍。後聽說他在「文革」中自殺了。 有一天,父親神秘地告訴我,有個學員的宿舍被撬,洗劫一空,損失達十萬元。那可是天文數字。父親又補了一句:「沒什麼,他當天坐飛機回上海,又置辦了一套新家什。他可是全國有名的『紅色小開』……」他低聲說出那名字,好像是國家機密。 閑得無聊,我跟弟弟妹妹躺在床上,齊唱《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》,唱到結尾處,他倆總是故意走調,把我氣瘋了——這可是立場問題,更何況是在這樣的地方。我向父親告狀,他摸摸我的頭說:「他們比你小,你該耐心點兒。」 那時正是困難時期,他們來學院,多少可以吃得好一點。我們看孩子們可憐,有時也給他們買幾塊高級糖。看孩子們吃得高興,讓我們感到安慰。在那艱難的歲月裡,我們想盡辦法讓孩子吃得好些,怕營養不良影響他們的發育成長。學院在校內撥出一塊空地,分給職工們作自留地。我把給我的三分地種了綠豆和白薯,平時沒時間管,到秋天倒收穫不少。我和振開一起把綠豆、白薯裝進麻袋運回家裡,總算添了些口糧。(摘自父親的筆記) 那是我頭一次幹體力活兒。頂著毒日頭,用鐵鍁挖出白薯,抖掉土疙瘩,裝進麻袋。父親蹬平板三輪車,我坐在麻袋上,為勞動的收穫驕傲,更為與父親平起平坐得意。 堆在陽臺過冬的白薯變質了,我坐在小板凳啃爛白薯。父親剛買來牡丹牌收音機和電唱機。收音機反復播放《春節序曲》,和爛白薯的味道一起潛入記憶深處。 §五 一九七四年夏天,父親買來中華書局剛出的繁體字版《清史稿》,共四十八卷,書架放不下,就摞在他床邊地上。我發現他總在翻看同一卷,原來其中有不少我們祖上的記載。 家譜僅上溯到康熙年間,原籍安徽徽州休寧縣,第二十七代趙承恒遷至浙江歸安縣(現湖州一部分)。祖宅清瀾堂坐落在湖州竹安巷,最早的主人趙炳言官至湖南巡撫、刑部右侍郎。三子趙景賢早年師從俞樾的父親俞鴻漸,鄉試與俞樾同榜考中舉人。按俞樾的說法,「自幼倜儻,雖翩翩公子,而有俠丈夫風,呼盧縱飲,意氣浩然」。後捐鉅款買官封為知府,並未上任。 太平軍興起,趙景賢在湖州組織民團操練,並用青銅包住西城門(湖州至今沿稱青銅門和青銅橋)。一八六〇年二月,李秀成大軍逼近湖州。趙景賢固守湖州兩年多。這是清史上著名的湖州保衛戰。清政府為保存將才,另有委任,令他「輕裝就任」,但他決心死守,與城同在,最終彈盡糧絕,一八六二年五月城破被俘。 據《清史稿》記載:「景賢冠帶見賊,曰:『速殺我,勿傷百姓。』賊首譚紹洸曰:『亦不殺汝。』拔刀自刎,為所奪,執至蘇州,誘脅百端,皆不屈。羈之逾半載,李秀成必欲降之,致書相勸……秀成赴江北,戒紹洸勿殺。景賢計欲伺隙手刃秀成,秀成去,日惟危坐飲酒。二年三月,紹洸聞太倉敗賊言景賢通官軍,將襲蘇州,召詰之,景賢謾駡,為槍擊而殞。」 湖州城破,趙家死的死逃的逃。長子趙深彥在湖南聞此噩耗,立即飲毒酒自殺,年僅十二歲。咸豐皇帝得悉趙景賢死訊,下詔稱其「勁節孤忠,可嘉可掬」,按高規格予以撫恤,在湖州專立祠堂,並關照國史館立傳。 多年後,俞樾成了一代經學大師。一天,他在蘇州曲園家中沉坐,有人求見,來者正是趙景賢的孫子趙鈜。他拿來祖父遺墨,包括湖州告急時讓人帶出的密信。俞樾展讀趙景賢的幾首五言律詩,長歎不已,其中有李鴻章在奏摺中引用的名句:「亂刃交揮處,危冠獨坐時。」 次子趙濱彥,也就是我的曾祖父,因父殉職而被封官,深得湖廣總督張之洞信任,主管廣東製造局,後張之洞調任兩江總督,他任上海製造局督辦及兩淮鹽運使和廣東按察使等職。由於國亂並與上司不和,他以年老多病辭職,在蘇州定居。數月後,武昌起義爆發,在推翻大清帝國的革命功臣中,居然有我外公孫海霞。 趙家曾富甲一方,妻妾成群,支脈橫生。俗話說,富不過三代,到我爺爺趙之騮那輩就敗落了,靠典賣字畫古董度日。 輪到我父親,恐怕連輝煌的影兒都沒見過。他四五歲時母親病故,十二歲那年父親辭世,由舅舅收養。他不得不中輟學業,從十五歲起靠抄寫文書糊口,還要撫養弟妹。父親寫得一筆好字。據在他手下工作過的徐福林先生回憶,當初進保險公司,父親見他字寫得差,讓他反復抄寫元代宋濂的《送東陽馬生序》的碑帖練字。 趕上兵荒馬亂,父親被卷在逃難的人流中,走遍中國大半個南方。在桂林時,有一天日本飛機俯衝掃射,他慌張中撐起雨傘擋子彈。那年頭命不值錢,周圍的人一個個倒下,他卻奇跡般活下來。邊打工邊自學,他終於考進重慶中央信託局。一九四六年初,在調往北京工作的途中,他與母親在重慶珊瑚壩機場邂逅。 我倆結識于抗戰勝利的一九四六年,當時因為抗戰,父母分開七八年了,我陪母親乘飛機到重慶看望父親。在珊瑚壩機場下飛機後,想打一個電話,但不知如何撥通,無意中發現一個年輕英俊的小夥子正在打電話,我媽媽讓我上前請教,此人正是趙濟年。(摘自母親的口述記錄) 北京解放前夕,父親利用職權,協助地下党的堂哥收集全城糧食儲備等情報。一天晚上,國民黨憲兵挨家挨戶搜查,由於頂撞憲兵隊長,他被抓去關了一夜。那時母親已懷上我。後來說起,他在昏暗的牢裡徹夜未眠,盼著一個孩子和新中國的誕生。 §六 父親愛讀書,但最多算得上半個文化人。他的文學口味博雜,是魯迅、茅盾、張恨水、艾蕪和茹志鵑的「粉絲」。他訂閱各種各樣的雜誌,從《紅旗》《收穫》《人民文學》到《電影藝術》《俄語學習》《曲藝》和《無線電》,很難判斷其愛好與價值取向。 他骨子裡卻是個技術至上主義者。困難時期,他買來牡丹牌收音機和四種變速的電唱機,把《藍色多瑙河》帶進我們陰鬱的生活。「文革」煥發了他新的熱情,從路線鬥爭轉向線路連接——半導體收音機。 從一九六七年冬開始,他奔走於各種器材店之間,買回一堆電子零件。家裡成了作坊,從寫字臺擴張到餐桌,快沒地方吃飯了。他借助各種參考書,把紅紅綠綠的電線焊在接線板上。焊接前把電烙鐵戳進松香,吱吱冒出濃煙。我半夜醒來,燈總是亮著,雲霧繚繞,牆上是他歪斜的影子。經過反復實驗,噪音終於變成樣板戲的過門,全家都跟著松了口氣。 終於進入最後的程序:父親用三合板粘合成木匣,裝上小喇叭,把鼠肚雞腸的線路塞好,合上蓋,鄭重地交給我,好像一件傳家寶。去學校路上,我書包裡的半導體正播放《紅色娘子軍》,由於接觸不良或天線角度問題,時斷時續,得靠不停拍打才能將革命進行到底。到學校還沒來得及顯擺就散了架。 一九七五年夏天,我們家買來九英寸紅燈牌黑白電視機,這是全樓(除「民進」秘書長葛志成家外)的第一台,引起小小的轟動。每天晚飯後,鄰居們湧進我家,歡聲笑語。大家好像共看一本小人書。關鍵時刻出現信號干擾,父親連忙救場,轉動天線,待畫面恢復正常,得,敵人已被擊斃。為照顧後排觀眾,又在電視前加上放大器,畫面變形,有損正面人物形象。 改革開放非常及時,為父親對技術的熱情指明方向。從老式轉盤錄音機到單聲道答錄機,再向四個喇叭以至分箱式立體聲挺進——音響革命讓我們處於半聾狀態。與此同時,父親又勻出少許精力給彩電和攝像機。而電腦問世,才真的把他的魂兒攝走。他單指敲鍵,卻及時更新換代,一直走在忠實消費者的最前列。在晚年趕上新時代的末班車,還是有所遺憾,他對我說,如果再年輕二十歲,他一定改行搞電腦。顯然他高估了自己,那可不是用電烙鐵就能焊接的世界。 |
| 學達書庫(xuoda.com) |
| 上一頁 回目錄 回首頁 下一頁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