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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八九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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▼搬家記 §一 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五的六年工夫,我搬了七國十五家。得承認,這行為近乎瘋狂,我差點兒沒搬出國家以外。深究起來,除了外在原因,必有一種更隱秘的衝動。我喜歡秘魯詩人瑟塞爾·瓦耶霍(César Vallejo)的詩句:「我一無所有地漂流……」 頭一站西柏林。住處在最繁華的庫當姆大街附近,是德國學術交流中心(DAAD)提供的。我昏沉沉地穿過紀念教堂廣場,所有喧囂被關閉在外。一個「朋克」雞冠狀頭髮鮮紅似血,他張開嘴,卻沒有聲音。那年夏天,牆還在,西柏林與世隔絕,像孤島。我是一九八九年的魯濱遜,剛逃離失事的沉船,帶著個空箱子,一頭鑽進語法嚴密的德語叢林。我把從墨西哥買來的繩床吊在陽臺上,躺在那兒眺望柏林搖盪的天空。我前腳走,柏林牆跟著轟然倒了。接著挪到挪威首都奧斯陸,住大學城。我有時去市中心散步,狂亂的內心和寧靜的港灣恰成對比。直到那時我才意識到回不了家了。 住下沒兩天,邁平就開著他那輛老爺奔馳車,幫我搬到另一處學生宿舍。這回,箱子成雙。繩床怎麼也塞不進去,正好撈些鍋碗瓢盆,拖進新居。我和五個挪威小夥子共用廚房。頭疼的是,剛塞進冰箱的六瓶啤酒,轉眼少了四瓶半。在挪威啤酒太貴。得,我順嘴喝幹剩下的半瓶,把另一瓶拎回屋裡。我帶多多到一個教授家做客,主人用自製的啤酒招待我們。那啤酒有股怪怪的肥皂味,沒喝多少,我倆沉沉睡去。教授氣得四處打電話:「我、我的中國客人怎麼都睡著啦……」 冬天到了,北歐終於給我點兒顏色看看:漆黑。一個專門倒賣舊電視的中國同學,看我可憐,勻出一台給我。我喝著溫啤酒看電視。那挪威話還挺耳熟,帶陝北口音。 在挪威待久了,邁平得了失語症。每天晚上,我倆一起做頓飯,對影成四人,無言。放寒假,他去外地看老婆。大學空城,我孤魂野鬼般遊蕩。鑽進一家中國餐館,除我,還有一人。他自言自語,動作古怪,目光瘋狂,充滿強烈的暗示性。慌張中我丟下碗筷,撒腿就跑。 過了九〇年元旦,我把繩床留給邁平打魚,搬到瑞典斯德哥爾摩,住進一家相當寬敞的公寓。主人一家去印度旅行。我實際只用廚房,有時去客廳和餐廳遛彎,順便照料花草。一群住在外地難民營的中國朋友來借宿,帶來各自的故事。他們中有工人、商人、大學生,到天涯上孤獨的一課。我們在黑暗中互相借光。冬天的斯德哥爾摩讓人沮喪。太陽才爬起來,沒升多高,就被黑暗之魚一口吞下去,吐出些泡沫般的燈光。我日夜顛倒,索性整天拉上窗簾。三個月後,花草奄奄一息,主人回來了。一位好心的中國餐館老闆借我個小單元,更符合孤獨的尺寸。有人從英國帶來瓶蘇格蘭威士忌,讓我一口喝光。我把自己關在屋裡,發瘋尖叫,在鏡子前嚇了自己一跳。 我常和李笠泡酒吧。他用瑞典文寫詩,出版了好幾本詩集。他是個拈花惹草的老手,滿街跟姑娘套近乎。在斯德哥爾摩,幾乎每個酒吧都有賭桌。我們輸光兜裡的錢,喝得醉醺醺的,搖搖晃晃走在大街上,李笠會突然歇斯底里地大笑。 春去夏來,我照舊拉著窗簾,遮擋喧鬧的白夜。 那年秋天,我到丹麥第二大城市奧胡斯教書,一住兩年。安娜幫我在郊區租了間可愛的小廂房。兩位女房東是女權主義者,一位心理學家,一位婦女博物館館長。她們帶各自的娃娃住正房,居高臨下,審視一個倒霉的東方男人。夜半,三盞沒有性別的孤燈,遙相呼應。小院緊靠鐵路,火車常闖入我夢中。驚醒,盯著牆上掠過的光影,不知身在何處。 我父母帶女兒來探望我。我臨時借點兒威嚴,住進丹麥海軍司令家隔壁的小樓。我們住二層,窗外是海和丹麥國旗。一層是老建築師烏拉夫,地下室租給年輕的女鋼琴家烏拉。他倆並無血緣關係,名字近似,像歡呼,自下而上,不過多了聲歲月的歎息。烏拉夫寡居,有種老單身漢的自信,僅用台袖珍半導體欣賞古典音樂。我有時到他那兒坐坐,喝上一杯。他特別佩服貝聿銘,做中國人,我跟著沾光。不過蓋房子是給人住的,而詩歌搭的是紙房子,讓人無家可歸。輪到我割草,烏拉夫也會板起面孔,驅趕我推著割草機在後院狂奔。烏拉獨身,靠教課及伴奏為生。她的眼神茫然,好像看多了海平線。她對我經常外出十分羡慕,夢想有一天能在巴黎或紐約那樣的大都市找到工作。她彈得真好,但琴聲永遠被門緊緊關住。 父母和女兒走了。圖便宜,我搬到郊外的新住宅區。外出的房主是一對中國老人,隨兒子避難,跟著享受丹麥的福利。那單元特別,以廁所為中心,所有房間環繞相通。我心情好時順時針溜達,否則相反。那恐怕正是設計者的苦心,要不怎麼籠中困獸或犯人放風總是轉圈呢。 一九九二年十月初,從丹麥搬到荷蘭,送的送,扔的扔,我還是坐在行李堆裡發愁。沒轍,只好向柏林的朋友求救。他從柏林租了輛麵包車,開到丹麥,裝上孤家寡人,再經德國開到荷蘭的萊頓。 萊頓的住處實在太小,根本沒地方溜達,我成了那些陳舊家具中的一員。房東瑪瑞亞住二樓,是個神經兮兮的老寡婦。她有個兒子,極少露面。她每年都要去修道院做心理治療。這位眼見要全瘋的老太太,這回可抓住我這根稻草,一逮著機會就跟我東拉西扯,沒完沒了。我儘量靠邊走。瑪瑞亞有種特殊本事,只要開道門縫,她准站在那兒等我,唱個法文歌,背首德文詩,要不然就講述她的噩夢。不管怎麼著,我絕不讓她進屋,否則就成了我的噩夢。 瑪瑞亞摳門。冬天陰冷,我夜裡寫作,不到十二點暖氣就關了。第二天早上請示,不理。哆嗦了三天,再請示,恩准。她把定時器調到夜裡兩點——在妄想與噩夢之間。 我請瑪瑞亞到附近的中國餐館用餐。她精心修飾,早早坐在那兒等我。大概很多年沒人請她吃飯了。飯館生意冷清。瑪瑞亞顯得有些拘束,話不多。她講起戰時的荷蘭和她的童年。回來的路上,她的高跟鞋橐橐響著,那夜無風。 臨走她請我上樓喝茶,我留了地址。她的信追著我滿處跑。我搬家速度快,卻還是被她的信攆上。她每次都附上回郵信封。我鐵石心腸,扔掉。這世上誰也救不了誰。孤獨的瑪瑞亞!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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