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學達書庫 > 現代作品 > 必有人重寫愛情 | 上頁 下頁 |
| 五〇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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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二 藍房子裡掛著一幅多桅帆船的油畫,是托馬斯的祖父畫的。這房子至少有一百五十年歷史了。由於保暖需要,天花板很低,窗戶小小的。沿著吱吱作響的樓梯上樓,一間是臥室,一間是托馬斯的小書房,窗外就是樹林。托馬斯的很多意象與藍房子有關。 我頭一回見到藍房子是八五年夏天,即我陪托馬斯游長城的幾個月後。那時我像只沒頭蒼蠅,在官僚的玻璃上撞了好幾個月,終於有只手揮了揮,把我放了出去。 托馬斯笑呵呵地在藍房子外迎接我。在場的除了馬悅然和夫人甯祖(她去年因癌症過世),還有他們的學生碧達(Britta)和安妮卡。安妮卡來晚了,她剛從北京調回瑞典外交部。如果時光是部影片的話,我非把它倒回去,讓那個時刻放得慢一點兒,或索性定格。那時托馬斯愛開玩笑,壯得像牛;甯祖活得好好的,大笑個沒完;安妮卡年輕得像個大學生,精力過人,好像直接從北京遊過來似的。 瑞典的夏天好像鐘停擺——陽光無限。坐在藍房子外面,我們一邊喝啤酒,一邊嘗莫妮卡做的小菜,話題散漫。瑞典文和中文近似,有兩個聲調。兩種語言起伏應和,好像二重唱。那年蚊子特別多,逆光下呈霧狀,揮之不去,讓人心煩意亂。而托馬斯坐在蚊子中間若無其事。蚊子不咬他,他也不驅趕,似乎達成了一個秘密的和平協議。 托馬斯給我看了他剛剛完成的詩作《上海》(題目後來改成《上海的街》)。開頭兩句是: 公園的白蝴蝶被很多人讀著。 我愛這菜白色,像是真理撲動的一角。 這意象來自他上海的經歷。從北京到上海,沒人陪同,使館要他把所有發票都保存好。發票多半是中文的,他正著看倒著看都沒用。那上海閒人多,估摸這奇怪的動作招來看熱鬧的,於是發票變成了白蝴蝶,被很多人讀著。 托馬斯是心理學家,在少年犯罪管教所工作。依我看,這職業和詩歌的關係最近,詩歌難道不像個少年犯嗎?在二十三歲那年,托馬斯靠他的第一本詩集《詩十七首》把瑞典文壇給鎮了。即使現在看,那些詩也近于完美。他寫得很慢,一輩子只有一百多首詩,結成了全集也不過一本小書而已,但幾乎首首都好。那是奇跡。 我們又回到一九九八年,在晚飯前喝著西班牙開胃酒。我問起托馬斯的寫作。他從抽屜裡找出兩個八開的橫格本。九〇年十二月是個分水嶺,以前的字跡清晰工整,中風後改左手寫字,像是地震後的結果,凌亂不堪。一個美國詩人告訴我,當年托馬斯來美國訪問,人一走,有人把模仿他詩句的紙條塞進他住過的房間,再找出來,宣稱是偉大的發現。他們要能看到這原稿,還了得? 六七十年代,不合時代潮流的托馬斯受到同行們惡狠狠的攻擊,罵他是「出口詩人」「保守派」「資產階級」。記得有一次我問他生不生氣。「我倒想說不,可我能不生氣嗎?」 如今時代轉過身來,向托馬斯致敬。他接連得到許多重要的文學獎。莫妮卡告訴我,前不久,他倆去斯德哥爾摩美術館,被一個導遊認了出來,他大聲向觀眾們說:「這是我們的托馬斯!」全體向他們鼓掌。 一九九〇年初,我漂流到瑞典,在斯德哥爾摩一住就是八個月。八五年那個令人暈眩的夏天一去不返。我整天拉著窗簾,跟自己過不去。若沒有瑞典朋友,我八成早瘋了。 那年我常和托馬斯見面。 一張托馬斯在花叢裡的照片上標明:九〇年八月四日。那天早上,我和李笠乘輪船直奔藍房子,結果坐過了站,被拋在另一個島上,下一班船要等好幾個鐘頭。李笠說服了一個住在島上的老頭,用汽艇把我們送過去,老頭說什麼也不肯收錢。 那天布羅斯基也在。他七二年離開俄國,再也沒回去過。幾乎每年夏天,他都到斯德哥爾摩住一陣,據說是因為這兒的環境氣候最像他的老家彼得堡。我頭一眼就不喜歡他,受不了他那自以為是的勁頭。此後又見過面,都改變不了這第一印象。布羅斯基對托馬斯倒是很恭敬。他曾老老實實承認,他的某些意象是從托馬斯那兒「偷」來的。 我們坐在陽光下喝啤酒,懶洋洋的。大家倚在藍房子的扶手臺階上,用Polaroid照相機輪流拍照。他們的小女兒瑪利亞(Maria)幫忙收拾杯盤,她長得很像莫妮卡。他們有兩個女兒,都住在斯德哥爾摩。 李笠、布羅斯基和瑪利亞趕傍晚的一班船回斯德哥爾摩,我留下來,住在藍房子旁邊的一棟小木屋裡。那夜,我失眠了。樹林裡的貓頭鷹整夜哀號。 算起來,從那時到托馬斯中風只剩下四個月。只有托馬斯自己,在七四年發表的唯一一首長詩《波羅的海》預言了這場災難。八月初,我從瑞典搬到丹麥,臨走前跟托馬斯夫婦來往最頻繁。他們一到斯德哥爾摩,馬上打電話過來。和中國人在一起,飯局是少不了的,幾杯酒下肚,托馬斯總是半開玩笑地對我說:「我從沒見過像你這麼高的中國人。」 十一月初,我在丹麥奧胡斯(Aarhus)剛落腳,托馬斯就跟過來朗誦。我像傻子一樣,坐在聽眾中間。現在想起來,那是天賜良機,在托馬斯即將喪失語言能力以前。他嗓子有點兒沙啞,平緩的聲調中有一種嘲諷,但十分隱蔽,不易察覺。他注重詞與詞的距離,好像行走在溪流中的一塊塊石頭上。朗誦完了,聽眾開始提問。有個禿頂男人和托馬斯爭了起來。我還是像傻子一樣,頭在瑞典語和丹麥語之間扭來扭去。我從來沒見過托馬斯這麼激動過,他臉紅了,嗓門也高了。 朗誦會後,主持人請我們一起吃晚飯。問起剛才的爭論,托馬斯只說了一句:「那傢伙自以為有學問。」我想為一起來聽朗誦的同事安娜討本詩集,他把手伸進書包,孩子似的做了個鬼臉——沒了。沒了?我有點兒懷疑。沒了!他肯定地說。 一個月後,他拒絕再和任何人爭論。聽到他中風的消息,我很難過,寫了首詩給他,聽莫妮卡說他看完掉了眼淚: 你把一首詩的最後一句 鎖在心裡——那是你的重心 隨鐘聲擺動的教堂的重心 和無頭的天使跳舞時 你保持住了平衡 …… 一晃七八年過去了,托馬斯真的保持住了平衡。 我第二天一早飛回美國,得早點兒動身回斯德哥爾摩。晚飯吃得早,有魚子醬、沙拉和烤魚,餐桌上點著蠟燭,刀叉閃閃。燭光中,托馬斯眼睛明亮。莫妮卡時不時握握他的手,詢問般地望著他。飯後,我們回到客廳,打開電視,正好是晚間新聞。政客們一個個迎向鏡頭,喋喋不休。莫妮卡和安妮卡笑起來,而托馬斯表情嚴肅,緊盯著電視。一會兒,莫妮卡關上電視,端出她烤的蘋果餡餅。我們正有說有笑,托馬斯又用遙控器把電視打開。莫妮卡告訴我,托馬斯覺得有責任監督那些愚蠢的政客。 一九九〇年夏天,我的確在藍房子過夜時失眠,莫妮卡證實了這一點。那麼第二天早上幹什麼來著?對了,我跟托馬斯去采蘑菇。我們穿上長筒膠靴,笨拙得像登月的宇航員。走著走著下起雨來,林中小路更加泥濘。托馬斯走在前頭,用小刀剜起蘑菇,擱嘴裡嘗嘗,好的塞進口袋,壞的連忙吐掉,說:「有毒。」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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