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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〇


  §二

  蔡其矯在中國當代文人中絕對是個異數。

 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生於福建晉江園阪村。六歲讀私塾,八歲隨家人僑居印尼泗水。一九二九年回國,在泉州教會學校初中畢業,在上海讀高中參加抗日愛國運動。一九三八年早春,他離開印尼輾轉抵延安,先進魯藝學習,後到晉察冀邊區,在華北聯大任教。一九四一年他開始發表詩作。一九四五年當隨軍記者。自一九四八年起從事情報研究工作。五十年代初他放棄仕途,調到中央文學研究所……

  我常在琢磨個人與時代的關係。一個華僑富商之子投身革命,往往是想通過救亡,通過對社會不公正的集體反抗以實現個人理想——個人與革命之間不免有互相需求與誤解的成分。應該看到,在中國現代化轉型的苦難歷程中,革命有著必然的合理性的同時,也伴隨著與生俱來的悲劇性。它混合著各種動機訴求與欲望,如同沒有河床的洪流,沖決一切羈絆的同時帶有自毀傾向。

  與參加革命的農民不同,蔡其矯渴望的是某種精神回報,在這一點上,至少在革命勝利以前,他如願以償。他在二〇〇〇年口述時如是說:「……那時,上課是自由的,唱歌是自由的,貼牆報是自由的,搞創作也是自由的……」

  而後,和大多數文人一樣,蔡其矯經歷的痛苦可想而知。他也曾試圖隨大流跟形勢——歌功頌德,寫檢查,與各種反黨集團及思潮劃清界限。但最終發現,革命與他所嚮往的個人自由早已分道揚鑣。當人們徹底放棄自我時,他做了反向的選擇,毅然決然站起來歌唱:

  我英勇的、自由的心啊
  誰敢在你上面建立他的統治?
  ……
  波浪啊!對水藻是細語,
  對颶風是抗爭,
  生活正應像你這樣充滿音響,
  波——浪——啊!

  這就是他寫於一九六二年的《波浪》。

  那是精神脊樑骨被打斷的一代。即使有少數挑戰者,也往往受限於二元對立的格局,成為統治者的鏡像——正反不同,可長得一模一樣。由於被鏡子奪去了靈魂,即使倖存下來,往往變得枯燥而無趣。

  從年初起,我在美國印第安納州一個叫南灣(South Bend)的小鎮教書。這裡大雪茫茫,鏟雪車到處奔忙,在路面刮出刺耳的聲音。蔡其矯仿佛和我肩並肩,在雪中趔趄而行。他離開這世界一個多月了。這是個潔淨的日子,充滿明亮憂傷的日子,紀念逝者的日子。

  王柄根《少女萬歲》一書中的某些章節讓我啞然失笑。「文革」期間,蔡其矯不僅不認罪,還公然貼大字報和造反派辯論。比如,說他是黃色詩人,他就舉出唐宋詩詞中的例子反駁。退一步,在某種意義上他也接受,因為他皮膚是黃色的。但接著他又說,皮膚並不能決定詩人的品質,比如,普希金的祖父是黑人,不能說他是黑色詩人……嘿,他還挺矯情。

  與此相應的是寧折不彎的剛烈。在一次批鬥會上,福建作協別的頭頭都被迫跪下,只有蔡其矯,怎麼推搡他硬是不跪。造反派小頭目一板子砸過來,閃過去,又是一板子,頭破血流,他連血也不擦。最後造反派害怕了,把他送進醫院。

  也許最讓人嘆服的還是他驚世駭俗的愛情觀:「為了一次快樂的親吻/不惜粉碎我自己。」縱然一生風流,蔡其矯有自己的原則。他在筆記本上寫道:「愛情的存在不是為了使我們幸福,而是為了向我們表明在忍受上我們能有多麼堅強。世界上沒有比無言的愛更高貴、更令人幸福的了。以無欲念的愛克服愁苦,也許這是迷途的愛、沉睡的愛。肉體有限度的滿足,是人的最低權利。愛情是人類精神的一種最深沉的衝動……」

  依我看,在一個「階級仇民族恨」的時代,正是愛與藝術讓他超越了反抗的局限。也只有愛與藝術,才會破解權力的因果鏈條,掙脫官方話語的無形桎梏;才會讓人心變得柔軟,復原萬物的質感,使靈魂自由青春永駐。

 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三日,他因破壞軍婚罪被開除黨籍,鋃鐺入獄,關了近兩年。多年後,蔡其矯和艾青在天安門廣場散步。艾青問,你為女人坐過牢,後不後悔?蔡其矯說,無悔,這裡有代價,但也得教益。這個教益就是當面對一個愛你的女人時,你要勇敢。艾青說,蔡其矯,你是真正的男人……

  §三

  一九七八年深秋,我著手編輯《今天》創刊號,在桌上攤開蔡其矯和舒婷的詩稿,逐一推敲。我發現在老一代詩人中,蔡其矯竟與我們精神上如此之近。於是我選了他的三首詩《風景畫》《給——》和《思念》,排在首位,接下來是舒婷的《致橡樹》和《啊,母親》。其中那首《橡樹》,我根據上下文把題目改為《致橡樹》。為安全起見,我給蔡其矯取了個筆名「喬加」。

  我事先寫信去福建試探,他竟滿口答應,還另抄了幾首新作。要知道那年月這可是膽大包天的決定,弄不好是要坐牢的。那年他整滿六十,本應安度晚年,卻跟我們這幫渾不吝的小子借《今天》浮出地表。

  舒婷加入《今天》文學團體,始作俑者蔡其矯。在他催促下,一九七九年秋舒婷第一次來到北京,與《今天》同人聚首。某日,天高氣爽,蔡其矯、艾未未和我陪舒婷游長城。那天蔡老興致格外好,端著照相機衝鋒陷陣;舒婷膽大藝高,爬到城垛上徘徊遠眺;我暈高,看不得這壯舉,把頭轉開;艾未未還是個大男孩兒,一開口臉就紅……

  十月二十一日上午,《今天》在玉淵潭公園舉辦第二屆露天朗誦會,蔡其矯和舒婷也來了。以灰藍色調為主的聽眾,點綴著花花綠綠的外國人和白制服警察。風雨欲來,朗誦會開得凝重悲壯。朗誦者向這兩位最早加盟《今天》的南方人致敬。與整個基調形成反差,他們的詩句讓人想到黎明時分的熱帶雨林。

  《今天》問世後我們越玩越瘋,郊遊規模越來越大。蔡其矯是積極倡導者,樂此不疲。一九七九年深秋,即「星星畫展事件」後不久,一行百十餘人,浩浩蕩蕩,前往雲水洞和十渡。在雲水洞前空地上的舞會,如慶祝勝利的狂歡節。這下可忙壞了蔡其矯——跳舞攝影,二者不可兼得。只見他上躥下跳,進退兩難,連那些照片都拍得氣喘吁吁的。爬山路上,他突然驚呼:「哎呀,這下糟糕了!」等大家圍過來他才說:「我的麵包都破了!」原來是他帶的麵包被壓碎了。一個南方人的「破」字當頭,把北方人全逗樂了。

  如果說革命是狂歡節的話,當過情報科科長的蔡其矯深知其中危險。他多次警告我少和外國人來往,千萬不要涉及政治,為此他甚至跟我發脾氣。可既然是狂歡節,誰又能控制得了呢?跟他怎麼解釋都沒用。

  他與《今天》漸行漸遠,但友情依舊。只要有美食美景美女,他從不拒絕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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